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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友(1919—2018,户籍登记为1918年生),男,汉族,安徽省利辛县人。
入伍时间:1940年夏
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第68军119师师部医院担架排
职务:卫生担架兵
参战:豫西鄂北会战·南阳保卫战
从军经历(据老兵口述整理)
我兄弟三人,我为长子。二弟被抓壮丁赴台,终身未归。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本已订好机票准备返乡,不料突发重病未能成行,直至离世,兄弟二人终未相见。三弟1941年被抓壮丁,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5军,1949年家乡解放后返乡务农。
民国二十九年夏天,我在家乡南地照看建房地基,夜里被抓壮丁,关押在王人乡公所。当时征丁任务紧迫,乡保抓捕人员良莠不齐,老少皆有。初审验兵淘汰一批人,到集南头办公室复检,又筛掉数人。余下约二三十人,被绳索捆绑押往阜阳。
队伍自阜阳向西,经临泉开赴河南南阳一带。抵达河南后,众人列队站定,由各部队按需挑兵。不少人暗自往后躲闪,我也跟着往后挤,遭到军官厉声呵斥:谁再乱动,拉出去枪毙!众人这才不敢再动。机缘巧合,师部医院担架排选中了我。因此我并未上前线直接作战,主要任务是往返转运伤员。部队驻地在南阳以北韩家洼。
我所在的68军119师,由刘汝明、刘汝珍兄弟统领。刘汝明当年在家乡一带赈济灾荒,发放军饷,每人三块大洋。我家中父母加上兄弟三人共五口,领到十五块大洋。家人本打算用这笔钱买一头毛驴耕田,不料鲁山匪首“李老漠”率众劫掠。此人烧杀抢掠,地方深受其害,那次劫难中,乡中多名妇女被掳,我家毛驴也被抢走。刘司令发放的十五块大洋,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师部医院王院长是山东人,担架排排长同样为山东籍。年少时以为山东十分遥远,后来才知道就在北边不远。我年轻力气足,干活从不偷懒,大家都愿意接纳我。原先韩子清班长手下十六名士兵全部离队,之后我升任副班长,带领十余名身强力壮的弟兄,众人都听从安排,也算运气不错。有一回军官派我前去领粮,我推辞说自己不识字,无法办理。军官告诉我只需持字条前去,不会少给。身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赶路途中,一名乡民问我去向,我告知要前去领粮。乡民劝我不要再往前走,前方发现日军。我叮嘱他不要到处传言,倘若遇上性情暴戾之人,会被诬陷为汉奸或密探,招来祸事。乡民听罢便离去,我并未放在心上,继续赶路。晌午过后,路上陆续遇见领粮返程和前去领粮的同行人员。突然间枪炮声四起,战斗打响,人群大乱。沿途埋有地雷,众人只能慌乱奔逃,路上遍布遗体,不少人踩着尸体撤退。待到天黑,我们突围脱险,先寻得食物充饥,夜半分班轮流警戒。次日部队伤亡惨重,各单位收拢残兵,人员折损过半,随后向西南老河口方向整补。老河口亦有战事,但激烈程度不及南阳保卫战。部队曾转战湖北,我未曾去过湖南。大约在老河口驻防期间,听闻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我们奉命前往南阳、许昌、郑州接收日军投降。郑州受降现场,道路两旁停放着日军遗留的飞机、大炮与坦克。日军见到我方军人,竖起大拇指。只是他们投降之后,武器无论遇到国军还是解放军,均需缴械。当年我方优待战俘,我方士兵每日菜金三块,战俘却给到五块,战后还将他们遣送回国。
南京解放后,我们成为俘虏,集体列队。军官被单独分出,我们普通士兵站在另一侧。当时枪械已经收缴,人心惶惶,都担心会遭到处决。没想到解放军一位营长把路费摊在桌上,让我们登记姓名、籍贯与职务,按路途远近发放路费。军官另行安置,我们普通士兵每人领到一张路条,凭路条沿途食宿均可得到接待,一路辗转返乡。当时部分战友想要留下参军,解放军告知正筹备进攻上海,无暇整编俘虏,建议先行返乡,后续再做安排。我回到家乡时,正赶上互助组时期。1948至1950年间,连年参与挖沟、修路等劳作,期间数次搬家,那张路条不慎遗失。前几年有人劝我去相关部门查询备案材料,我想凭证早已无存,况且年逾九旬,时日无多,便没有前去。另外,我当年是上等兵,部队士兵分为三等。
走访记录:福微、徽太郎
走访时间: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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