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策略方针演变

落叶无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拉开帷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地坚持抗日斗争到底。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纪念日，本公号特刊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一文，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上海在全国抗战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八一三”全民抗战时期（1937.8～1937.11）、“孤岛”时期（1937.11～1941.12）、全面沦陷时期（1941.12～1945.9）。其中“孤岛”时期又可以1939年下半年为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沦陷时期又可以1944年下半年为限划分为两个阶段。与这一斗争历程相对应，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上海抗战的策略方针也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动和调整。每一次领导政策和方略的调整，都是我们党在正确研判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正确、迅速的反应，指导上海人民深入开展对敌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01、1937年7月～1937年11月 ：“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极大破坏。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时，正值上海党组织抓紧恢复重建之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秘密党的重建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民抗战的总任务，强调党的“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为基本原则”。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以及上海抗日斗争的实际，中共上海三人团决定立即转变工作重点，“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并确定了把秘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与领导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

1938年，刘晓一家的合影
　　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确定了四项工作重点和策略原则：（一）抓住中层、联系下层、推动上层；（二）在救国会下组织各界救亡协会（先组织文化界救亡协会），使各个救亡协会成为广泛群众组织；（三）抓紧文化界为工作中心，作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之枢纽；（四）创造自己力量以与国民党合作，取得合法地位，并利用这些条件来发展我们组织。9月以后，三人团又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一是巩固现有群众基础，以这一基础为中心发展群众组织；二是发展党组织，建立群众团体中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三人团号召全体党员“把一切力量放在组织广泛群众工作上和扩大党的组织上”，完成“扩大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发展党员一倍”的中心任务。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组织力量薄弱、民族战争突发的情况下，积极因应突变的形势，迅速调整工作策略和重点，尤其在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间，把握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政治形势，通过把党组织的重建与领导各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坚持正确的策略方针，从四个方面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一是以救亡协会为主要形式，掀起全市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二是以文化战线为突破口，“作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之枢纽”，推动了群众工作的开展。三是以保卫大上海为共同目标，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援前线活动。四是以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为标志，实现了领导力量的迅速发展。
　
左：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巨籁达路同福里旧址旧景；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蒲石路旧址旧景
　　1937年11月初，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时隔近三年之后，中共在上海的省级组织得以重建，为上海沦陷后中共领导上海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02、1937年11月～1939年下半年：“抓紧有利时机创造发展，加强我们的力量”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孤岛”四年间，上海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方力量角逐博弈，既有日本与英、美、法各国对租界控制权的争夺，又有中共领导下的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日伪势力的争斗，还有国民党与日伪之间的特工战等。其中孤岛前期（1937年11月至1939年下半年），英、美、法租界当局宣告对中日双方保持“中立”，既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亦不愿对日过于妥协，有时还希望借助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和救亡斗争同日方讨价还价，遏制日本势力在租界扩张。租界这种相对自主的畸形状态和复杂形势，在客观上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斗争的开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
　　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对上海失陷后的局势有着清醒的预判，并较早地提出了应对之策。1937年11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刘晓：“上海失陷后，救亡运动必将更为困难。公开救亡团体应准备必要时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亦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一个月间，先后做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继续巩固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与组织群众日常反日斗争，一直到反日的游击骚动，而这些工作中，更加扩大加强严密群众组织与党的基础。”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一是在组织群众的方法与方式上实行适合于环境的转变，强调群众团体应有计划地分散到各生产部门中去；二是积极领导一切群众的日常反日斗争，并强调这些斗争应密切联系到群众生活问题；三是把党的组织基础放到生产部门中去，迅速职业化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四是充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重点加强难民、产业职工、学生、教师等党的基本群众的组织工作。经过数月努力，至1938年初，上海的群众救亡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恢复和日益发展的局面。1938年2月11日，刘晓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三个月来，我们工作最大的成绩表现把党的基础重新稳定起来，而且还取得部分的新的发展。”“群众工作的进步……证明我们党对工作方式转变的决定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及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工作方法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上海的形势任务及工作情况，两次致电江苏省委指示：“上海市目前工作应以准备与积蓄力量为主，坚持秘密党的组织与利用公开的方针，切忌急躁与冒险。”江苏省委在执行和落实中央指示时，体现了高度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在分析上海的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情况后认为，从客观上看，在租界尚未沦陷、列强矛盾可资利用的特殊环境下，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处于“有利时机”；从主观上看，上海党的力量仍然较弱，仅靠现有的组织力量及百余名党员，要领导上海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抗日斗争显然力不从心。因此，他们提出了“继续发动抗日斗争”“开展近郊游击战”“抓紧有利时机创造发展，加强我们的力量”的工作方针。
　　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推动党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一是恢复、发展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人数从1937年11月的130多人，发展到1939年10月的2300多人，基层支部达到169个。二是“转向生产，深入基层”，创造性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推动了1939年前后上海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三是在省委和外县工委领导下，郊县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至1939年上半年已开辟了七块抗日游击活动区，上海外围农村抗日游击战争初具规模。这一时期党群力量的充分发展和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孤岛”后期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
　　03、1939年下半年～1941年12月：“深入生产，严密组织，巩固发展”
　　1939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到上海的抗日斗争环境。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汪精卫在上海积极筹建伪政权，上海成为汪伪反共救国和平运动的中心。随着欧战爆发和日本步步进逼，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当局对日不断妥协退让。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随着“孤岛”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如何在日趋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生存和斗争，便成为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发出《关于精干和隐蔽党的组织问题》专电，强调地处敌占区的上海党组织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所以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10月22日，江苏省委即做出《上海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决定》，明确“巩固党的工作应成为目前工作的中心”，并通过开展巩固党的教育运动和党员干部审查运动、整理基层党组织、加强各级党组织保卫工作等措施，使逆境中的上海党组织得到了初步巩固。

刘长胜
　　进入1940年后，上海及“孤岛”形势更趋恶化。3月8日，中共中央在听取刘长胜的上海工作汇报后，立即电示江苏省委：“上海市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小心谨慎的蓄积力量。”10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急电中共江苏省委，明确上海党组织“必须坚持中央对敌占区工作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把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巩固，更加隐藏埋伏起来，不为一时小利所诱惑，暴露自己力量，把长期埋伏（准备埋伏五年以上），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贯彻到底”。基于此，上海党组织调整了“孤岛”后期的工作策略，即：“以日军占领租界的环境为前提，巩固为主，提高工作质量，以便过渡到恶劣环境，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上海党组织一方面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统一思想，使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切实领会贯彻党在敌占区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党的隐蔽精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调整措施，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也进行了策略方法的转变，不再组织“孤岛”前期那种过于暴露党的力量的大规模公开性抗日宣传、义卖募捐等运动，转而强调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事业化”。在越公开越秘密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保存和巩固了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工作阵地，为在上海全面沦陷后坚持长期斗争，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04、1941年12月～1944年下半年：“勤学勤业交朋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驻沪日军在同一天开进公共租界，上海进入抗战以来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来说，“孤岛”的特殊条件不复存在，直接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大大增加了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困难。与此同时，日本在华的疯狂侵略和残暴统治也加剧了民族矛盾，激起了人民的爱国抗日热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日伪之间的矛盾，也为抗日力量的存在和抗日斗争的开展提供了空隙。

图为1942年12月，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学术部主办的学术研究讲座全体师生合影

　　图为交通大学1943—1944届化学系毕业女同学合影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指示》，要求上海党组织“坚持长期隐蔽政策，用一切方法保持有生力量”。7月，中央根据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被破坏的教训，发出《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强调“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县委及支部“须长期的独立工作，支部及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了“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强调把各项工作从适应于“孤岛”的环境，转变到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环境。各委在组织工作上要减少联系，加强独立性，使党的机构更富应变能力。要求各系统适度收缩工作阵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固定的特别是市政工业和敌伪军事工业中去。在群众工作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上，要从“孤岛”时期以政治性较强的宣传文化活动为主，转变为以生活福利、社会公益活动为主；从面上的、社会的群众活动，转变为深入基层进行埋头苦干、点滴细致的群众工作；从争取在租界环境中的合法，转变为争取在敌伪统治下的合法。

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上海职工加强对敌斗争的报道
　　1942年8月起，中共江苏省委奉命撤到淮南根据地，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六个系统的党员，在艰难困苦的复杂斗争环境中，严格而富于创造性地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政策，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积蓄和壮大。勤学勤业交朋友“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是党员“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的与时发展和具体要求。它要求党员不仅要有职业掩护，而且要勤业精业，并以此取得巩固的职业地位和群众的信赖，从而使党组织真正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巩固发展。
　　聚焦于“三勤”方针，上海党组织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组织机构，统筹安排力量，实行分散经营，开辟重点，独立斗争。组织党员力量有重点地进入重要产业部门、要害部门中去，同时更密切地联系基层群众，集中有限的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二是团结各界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在斗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显示了“三勤”政策的正确和威力。
　　这一时期，不仅党员队伍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经过艰苦环境考验和实际工作锻炼，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独立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在上海领导群众抗日斗争的坚强核心。
　　05、1944年下半年～1945年8月：“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发生了根本转折。在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相继转入反攻，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中国军队也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胜利的一天即将到来。

1944年6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再次及时做出了政策策略上的调整。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8月26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特别指出四城市是“敌伪统治华中乃至统治全国敌后重要战略基地”，做好四城市及沪宁、沪杭铁路等交通要道工作，对将来“驱逐日寇出华中（乃至出中国）具有极端重大意义”，并“规定上海由上海党主要负责”。

华中局城工部所在地苏北盱眙县小王庄，原房屋建筑已毁
　　党的这次策略改变是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的历史关头做出的重大调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使上海等城市工作的斗争目标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上海党组织在华中局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很快行动起来，为实现这一策略和目标的转变，在统一党员思想、转变工作方法、调整组织机构、加强干部配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7月至9月，城工部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各系统负责干部分批到淮南根据地学习中央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研究部署工作。围绕这次策略转变，城工部对各委今后的工作重点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上海地下党组织各系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从根据地调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回上海，并把一批从上海撤往根据地进行培训的党员派遣回上海，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

图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印发的抗日三字经贺卡

　　图为上海武装起义停止后，新四军部队受命撤离，途径青浦时留下的标语
　　在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阶段，上海党组织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天亮运动”，通过各个系统向各阶层人民群众以及伪军伪警进行工作，大力宣传国际国内胜利形势，进一步激发了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二是通过工委和近郊工委两条线，分别在市区和郊区组建了工人地下军、近郊地下军，并通过开展各种斗争活动，为发动武装起义、实行里应外合以及发动上海起义进行了充分准备。三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以更好地发挥党在迎接抗战胜利各项斗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党员人数已达2850余人。1945年8月10日，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以刘长胜为书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上海党组织，为夺取上海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抗战胜利后人民民主运动的大发展和上海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4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作者韩洪泉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