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临阵易将与战争失控：香月清司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启动(1937—1938) ——基于中日英俄韩多语种档案的实证考察

落叶无尘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香月清司(かつき きよし，Katsuki Kiyoshi)，1881年(明治十四年)10月6日生于日本佐贺县，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1月29日死亡，日本陆军中将，侵华战争重要责任人。其先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陆军大学校第24期，长期从事步兵战术研究，历任步兵学校校长、第十二师团长、近卫师团长等职。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接替病亡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主导平津地区军事行动，推动战事扩大。同年8月转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沿平汉线南进作战，参与保定会战、娘子关战役，在华北造成大量民众生命财产损失。1938年5月因作战分歧奉调返回参谋本部，7月编入预备役。战后被列入中方战犯名册，最终未接受审判，于1950年病亡。
　　摘　要：1937年7月11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四天被急任为“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次日抵津即主持制定全面对华作战方案，此后相继主导廊坊、广安门交涉与最后通牒、7月28日平津总攻，8月末转任北支那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指挥保定、石家庄、娘子关、太原诸役，至1938年5月末去职。本文以香月个人为切口，利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外务省、防卫研究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所编史料，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国家档案馆军事情报档案，俄联邦《俄中关系文件集》与苏联外交文件，以及朝鲜半岛报刊，重建其从受命到去职的决策链条。研究表明：香月的“独走”并非脱离中枢的擅自行动，而是中枢以“现地判断”名义下移决定权、再以事后追认完成责任转移的制度产物;“不扩大”话语与增兵事实长期并行，构成战争升级的合法化装置。香月本人在计划拟定、通牒发布、总攻批准三个节点上均有明确署名与主持行为，战后却未受任何审判追究，其免责正是“组织脱责”机制的典型样本。多语种档案的互证同时显示，各方记录在归因结构上存在系统性偏差，唯有将命令、报告与回忆三类文本并置，方能逼近决策实相。
　　关键词：香月清司;卢沟桥事变;支那驻屯军;第1军;战争责任;多语种档案
　　凡例：一、本文所引日本档案，均标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所引日文文献题名保留原文，以便复核。二、中国档案依全宗与文件题名著录，间注汇编页码。三、俄、英、韩文文献按各语种通行体例著录，英文不译。四、正文注码采用方括号上标形式([1]、[2]……)，随文置于句读之前，注释条文集中于文末，与参考文献分列。
　　一、导言：一个人与一场战争的启动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以北的枪声并未立即改变东亚的力量格局。真正改变格局的，是此后五周内一连串看似局部、实则不可逆的决定。7月11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被任命为“支那驻屯军”司令官[1];12日抵天津，当日即召集幕僚会议，要求“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2];13日以《支那驻屯军情况判断》上报陆相与参谋总长，主张将增援兵力合并使用、必要时占领平津要点[3];26日向第29军发出限期撤兵的最后通牒;28日下令总攻南苑、北苑;29日北平易手，30日天津陷落。至8月31日北支那方面军编成，香月转任第1军司令官，指挥保定、石家庄、娘子关、太原诸役，直至1938年5月末去职。
　　在中文抗战叙事中，香月清司通常只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这一职务符号;在日本战史中，他则常被归入“现地军”与“中央”摩擦的注脚。两种处理方式看似相反，实则共享同一前提：把个人化约为结构。结构论强调军部扩张逻辑与国力消长，个人不过是职务的载体;“现地军独走”论则把升级归因于中层参谋的冒险，反而为中枢留出了脱责空间[4]。本文尝试第三种路径：以一个人的决策链条为经，以多国档案为纬，考察个体能动性究竟在哪些节点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又在哪些节点上被制度所吞没。
　　本文所用“侵略”一词，取1933年《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确立的含义，指一国以武力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行为，不以是否正式宣战为要件，也不以占领时间长短为限[88]。相应地，“战争责任”在此既指个人对具体命令与行动的负责，也指个人对侵略计划整体之参与。区分这两个层次，是为了避免两种化约：把制度问题变成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变成制度问题。
　　由此形成三个递进的问题。其一，香月在上任后的哪些时刻作出了不可逆的选择，这些选择与既有作战计划、政府方针之间是什么关系;其二，东京的“不扩大”表态与现地的增兵备战如何并存，二者是矛盾、是默契，还是同一政策的两套话语;其三，战后审判与历史书写为何未能追究到他，档案中的“署名”与记忆中的“缺席”之间隔着怎样的机制。
　　史料基础相应分为五系。日本方面，主要依据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外务省《北支事变经纬》[5]、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北支那作战史要·支那驻屯军》所收参谋手记[6]、参谋本部《临参命缀(支那事变)》[7]，以及《新世界朝日新闻》等同时期报纸[8];中国方面，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类[9]、台北所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10];欧美方面，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3卷[11]、国家档案馆军事情报处档案[12]、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系列第21卷[13];俄文方面，依据《俄中关系文件集》第4卷第1册[14]、《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0卷[15]及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侦察管理局全宗[16];朝鲜半岛方面，依据《东亚日报》1937年7月8日号外[17]、《朝鲜总督府官报》[18]与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19]。
　　就学术史而言，相关研究大体经过三代。第一代以战时与战后的回忆、战史编纂为主，重在复原作战经过，其叙述框架多受“现地军独走”论影响[89];第二代以“十五年战争”论为代表，把1931年至1945年视为一个连续过程，强调军部、财阀与天皇制的结构性作用，个人因而退居背景[90];第三代自1990年代档案大规模公开以后兴起，重新追问“谁在何时签署了什么”，把中层执行者放回因果链条。三代研究各有贡献，也各有盲区：第一代失之于自辩，第二代失之于抽象，第三代则常因过度聚焦文书而忽略文书之外的暴力经验。本文尝试在三者之间取一个中间位置：以文书确定行为，以行为追问动机，以动机还原制度。
　　方法上须先处理三类文本的差异：命令与通报是“当时写下的意图”，报告与战报是“事后整理的行动”，回忆与手记则是“更晚的自我辩解”。三者互证时，本文以命令文书确定时间与权限，以战报确定行动与损失，以回忆确定动机与感知，并在冲突处保留歧异、注明来源。档案并非中立的容器，它同时记录与遮蔽;本文因而把“某份文件为何没有留下”也视为证据的一部分。
　　二、军制精英的养成：香月清司的军历与思想底色
　　香月清司1881年10月6日生于佐贺县，190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191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4期，为步兵出身[20]。这一代军官的成长轨迹与近代日本的扩张同步：士官学校授予他们战术素养，陆军大学校授予他们战略视野，而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则授予他们关于“生命线”的集体想象。与其说他们被某一纸计划所驱动，不如说他们共享一套关于“满蒙—华北”的地理与历史叙事。
　　其履历呈现出典型的“部队—中央—部队”轮转：1923年8月晋升大佐，1924年任步兵第60联队长，1925年任步兵第8联队长，1929年1月晋升少将，1936年3月23日出任近卫师团长，1937年3月1日转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21]。近卫师团长一职意味着他与宫廷、首都卫戍体系有直接关联;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则使他统辖全军的军事教育与检阅，熟悉部队的精神统制与人事网络。这两个职位都不以野战指挥见长，却都以“全军”为对象，因而在上任之际，他手中并无华北的实地经验，所依靠的是制度赋予的权威与一套成熟的作战教范。
　　教育总监部的经历值得特别指出。该部掌管教育、检阅与思想统制，其核心话语是“精神教育”与“皇道精神”。长期处于这一系统之中的军官，容易把战争理解为意志与纪律的较量，而非政治与外交的延续[22]。香月抵津后第一道命令即为“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其措辞中“全面”二字，正透露出这种把局部冲突直接换算为总体决战的思维习惯。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以战术、战史与兵要地理为核心，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统帅之才”，而非单纯的参谋技术。香月在陆大所受的训练，使他习惯于以地图与铁路线思考战争：何处是枢纽，何处可迂回，何时须集中兵力。这套思维方式在平津作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关注的始终是廊坊、杨村、丰台这些铁路节点，而非城池本身的象征意义[20]。也正因如此，他后来在山西的作战同样沿着正太线推进，把复杂的山地战简化为对交通线的争夺[22]。
　　还需注意1930年代日本军内的氛围。满洲事变之后，“国防国家”论与“扩大派”在陆军中坚层迅速扩散，“一击膺惩”成为处理对华纠纷的通用方案：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迫使对方屈服，避免陷入持久消耗[23]。香月并非参谋本部中执掌作战计划的那一类“谋略型”将领，他的长处在于把既定的政治意图转译为可执行的 timetable：何时集结、何时通牒、何时总攻。正因如此，他在1937年7月的价值不在于提出新战略，而在于把“膺惩”从口号变成了日程表。
　　三、7月11日：一次“临阵易将”的政治算术
　　7月7日夜的冲突规模有限：日军一名士兵短暂失踪，双方在宛平城下交火，伤亡数十人。8日，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调查，日本驻屯军则要求入城搜索，遭拒后开始炮击[24]。9日，日本政府对外释出“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外务省系统的记录亦强调现地交涉应就地解决[25]。若仅读外交文书，事态似有收敛可能。
　　转折发生在7月11日。当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派兵，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五十六号，令关东军所属部队开赴北支那[26];同时，驻朝鲜的第20师团自龙山一带出发，经朝鲜半岛铁路与海运进入华北[27]。朝鲜半岛在此刻的角色并非旁观者，而是“大陆兵站基地”：铁路、港口、征发与物资统制，使兵力得以在两周内完成跨海投送[28]。同一天，田代皖一郎司令官病危，香月被急任为继任者[29]。
　　7月11日的派兵方案远不止于驻屯军本身。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外，朝鲜军第20师团与内地第5、第6、第10师团亦先后纳入动員序列[26]。这一规模已超出“保护侨民”的任何合理需要，而与“在华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作战构想相吻合。所谓“不扩大”，在兵力层面从一开始就无从成立;它能成立的唯一领域，是对外发布的文本[27]。
　　据日方参谋手记与相关研究，香月于11日凌晨4时30分接到委任，要求“马上弄一张到中国的飞机票，今天就去上任”;因天气不佳，其座机中途在京城(今首尔)滞留一夜，他正是在那里得知政府派兵声明的[30]。这一细节意味深长：新任司令官是在殖民地首都的旅馆里，第一次读到本国政府的开战姿态，而后才飞往天津。12日下午2时，他抵达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听取参谋长汇报后立即召集全体参谋会议，会议持续至次日凌晨[31]。
　　田代皖一郎于7月16日病死，香月的任命因而从“代理”转为“正式”，其权威在驻屯军内部不再有疑义[29]。这一人事更替的时点极为关键：若田代仍在，以其倾向交涉的立场，驻屯军内部的少壮参谋未必能如此迅速地推动作战计划;而香月的到来，恰好为“强硬路线”提供了合法的司令官。人事即政策，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格外清楚[31]。
　　13日清晨拟就的《支那驻屯军情况判断》，是理解此后一切行动的钥匙。该文件主张将新增兵力(含第20师团)合并使用，在必要时对平津要点实施占领，以确保“帝国军之威信”[32]。它并非一份被动应战的防御方案，而是一份以“威信”为名、以占领为果的进攻预案。更关键的是，它的上行对象是陆相与参谋总长，而非外务省;这意味着军事逻辑已经越过外交逻辑，直接与中央决策对接[33]。
　　同日发表的政府声明，是理解这套双轨话语的标本。声明一方面表示坚持“不扩大事态、现地解决”的方针，另一方面宣布已采取“万全之措置”，并将责任归诸中国方面的“挑衅”[25]。文本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宣布战争，却完成了战争的动员;它承诺克制，却为克制设定了对方无法接受的前提。当香月在天津读到这份声明时，他所接收到的信号并非“约束”，而是“授权”[29]。
　　由此可以回答本节的问题：任命与派兵同日，并非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政治算术的结果。中枢需要一个既懂部队统驭、又不属于参谋本部某一派系的人去执行既定的增兵方案;把“是否升级”的决定权包装成“现地判断”，既能在国际上维持“不扩大”的表述，又能在事态扩大后以“军人临机处置”完成追认。香月正是这台机器上最合适的齿轮：他的资历足以压服驻屯军内的少壮参谋，他的出身又不至于让他有自己的政治纲领。
　　四、天津三日：作战计划的自主生成
　　7月中旬的兵力对比是悬殊的。驻屯军原有兵力约五千六百人，而第29军总兵力约十万人[34]。但战争从来不只是人数的算术：日军掌握北宁铁路的运输权、拥有制空与装甲优势，且增援源源不断;第29军则处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灰色地带，既须应对中央的抗战要求，又须维持地方利益[35]。香月看准的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他要的不是击溃十万大军，而是切断其指挥与补给的节点。
　　第29军的处境则复杂得多。该军辖四个师，分驻平津、察哈尔与河北各处，既要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又要在南京与北平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宋哲元在事变初起时往返于天津与北平，试图以地方交涉换取时间;其部属中既有主张坚决抵抗者，也有顾虑保存实力者[35]。这种内部的犹疑，被香月准确地捕捉并加以利用：他不与一个统一的对手谈判，而与若干彼此牵制的代表分别谈判[34]。
　　驻屯军的部署随之展开：河边旅团控制丰台至北平一线，独立混成第11旅团(坂田支队)与后续抵达的第20师团在廊坊、杨村、天津之间展开，形成对平津的向心压迫[36]。至7月中旬，全部队集结完毕的报告已送达上级，兵力投送基本完成[37]。这份集结报告的意义在于：此后每一次“谈判”，都是在已完成作战准备的态势下进行的。
　　兵力投送依托两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北宁线连接北平、天津与山海关，平汉线通往保定、石家庄;塘沽与秦皇岛则承担海运卸载。自7月中旬起，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向南输送，车站成为最前线。日军的工兵在沿线抢修桥梁、架设电话，这些技术性动作比任何声明都更清楚地表明了战争即将开始[28]。至7月下旬，驻屯军与增援部队的集结已基本完成，其上报的“集结完了”文书，实际上是一份开战准备就绪的确认书[37]。
　　交涉与备战并行不悖。中方代表在北平与日方周旋，一度就撤兵与换防达成谅解;但香月不断抬高条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八宝山与西苑，并要求冀察当局承认日方的“查证权”[38]。外务省的记录把这些要求描述为“现地交涉事项”，而陆军的记录则直白地称之为“作战准备期间的交涉”[39]。同一过程的两套命名，恰好暴露了“谈判”的真实功能：它被用来购买集结所需的时间。
　　具体主持交涉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松井太久郎等人，其谈判策略是“逐条要求、逐条确认”，即把中方的每一次让步都固化为下一次要求的起点[38]。这种策略在文书上留下了大量“谅解”与“协定”，却在实质上不断压缩中方的军事存在。谈判桌上的每一寸进展，都对应着地图上日军阵地的每一寸推进[39]。
　　7月20日前后，冲突再起，日军炮击宛平城，交涉破裂的迹象已经明显[40]。此时的香月面对一个典型的军人困境：若继续等待外交结果，增援部队的展开将失去突然性;若先行打击，则须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制造一个无法拒绝的最后通牒。这条路在7月25日获得了机会。
　　通牒的文本结构值得细读。它不是宣战书，而是一份以“治安”为名的最后要求：限定撤兵区域、限定撤兵期限、限定答复方式，并以“日军将采取独立行动”作为不履行的后果[45]。这种文本的妙处在于把主动权交给对方，却把结果预设为自己的行动;无论对方屈服或拒绝，日军都可宣称自己“已经给了机会”。在舆论上，它把侵略转化为“履约”，把进攻转化为“执法”[53]。
　　值得注意的是，香月的计划并非闭门造车。它与此前陆军中央的年度作战计划、与关东军对华北的既定觊觎高度契合[41]。换言之，“自主生成”只是形式，实质是地方执行者对中央意图的提前兑现。这一点在后来的战史编纂中被反复淡化：战史更愿意强调“现地军的独断”，因为那可以解释失败，也可以分摊责任[42]。
　　五、从廊坊到广安门：升级链条上的七十二小时
　　7月25日夜，日军以“护路”为名向廊坊车站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廊坊位于北平与天津之间，是北宁铁路的要点，控制廊坊即切断第29军两个方向的联系[43]。战斗持续至26日拂晓，中国守军因兵力悬殊被迫东撤，北仓、杨村、落垡等站相继失守[44]。
　　26日下午，香月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的第37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否则“日军将采取独立行动”[45]。当日晚7时，驻屯军步兵旅团一部乘卡车抵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至夜10时左右一部进入城内东交民巷[46]。广安门事件在外交上极为棘手：它发生在通牒有效期之内，等于用既成事实否定谈判空间。
　　广安门事件在外交上造成的后果，比其军事意义更为深远。它发生在通牒有效期内，使中方有充分理由指认日方“边谈边打”;而日方则反过来指认中方“袭击入城部队”，并以此作为总攻的正当理由[46]。同一事件在两套叙述中呈现为完全相反的面貌，此后的历史书写也大体沿这两条线索分岔。若要判断真相，须依靠当时的中方电报、日方战报与第三方外交观察三者的交叉定位[50]。
　　28日，日军按预定计划对南苑、北苑发起总攻。第20师团与独立混成第11旅团自东南、东北两个方向突破，中国守军仓促应战，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一带阵亡[47]。当夜，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北平城内仅留张自忠维持;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陷落[48]。
　　南苑是第29军的军部与教导团所在地，也是北平南郊的军事枢纽。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自东南方向突入，独立混成第11旅团自东北方向策应，中国守军在缺乏工事与制空权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佟麟阁、赵登禹于撤退途中阵亡，其死讯当日即传遍北平[47]。南苑之战的意义不仅在于军事失利，更在于它摧毁了第29军的指挥中枢，使北平的防御在数小时内瓦解[48]。
　　天津之战常被忽略。29日晨，日军在航空火力掩护下攻击天津市区与周边中国驻军营地，中国守军与保安队依托街区抵抗，至30日被迫撤离，日军占领天津各要害[49]。天津的陷落使日军获得完整的港口与租界体系，为此后华北方面军的后勤提供了支点;而日侨聚居区的“自卫武装”与领事馆警察在此期间的角色，则显示出殖民利益网络如何与军事行动互相支撑[50]。
　　这七十二小时的因果链值得逐环拆解：廊坊制造了“中国军队攻击日军”的口实;广安门制造了“中国方面背信”的口实;最后通牒则把口实转化为期限;总攻在期限届满之日启动，使一切后续行动都可被叙述为“履行通牒”。香月在此链条中的作用不是被动执行，而是主动编排：他决定了顺序，也决定了节奏[51]。
　　日本国内舆论在此期间被迅速动员。《新世界朝日新闻》等报纸以“膺惩支那”为标题，连日报道“邦人被辱”“帝国军威信”[52]。舆论与军事形成正反馈：军事行动制造新闻，新闻制造民意，民意又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香月虽不直接操纵舆论，却深知这套机制的运作，并在通牒文本中有意使用易于被国内舆论接受的措辞[53]。
　　六、通州事件：暴力的循环与记忆的政治
　　7月29日，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起义，捣毁日本特务机关，杀死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等人，并波及当地日侨与朝鲜人聚居区[54]。据日方统计，此役日本军人与侨民、朝鲜人死者共223人，其中日本人117名、朝鲜人106名[55]。这一数字的可信度受制于日方记录口径，但其中朝鲜人占了近半数，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通州事件的数据在各方记载中差异甚大，日方记录倾向于把死者全部计入“侨民”，而朝鲜人死者往往被并入“日本人”一栏。小林元裕依据日方档案所作的分类统计——日本人117名、朝鲜人106名——是目前较为可考的整理[55]。使用这一统计时必须说明其口径：它来自加害方一侧的清查，未必涵盖所有死亡;它把殖民地出身者单独列出，却也提醒我们，帝国的暴力从不只落在“敌国”身上[54]。
　　通州事件在日方宣传中被塑造为“暴支”的象征，成为主张全面战争的道德依据;在日本右翼的后续叙述中，它更被反复放大，用以冲淡南京等地大规模暴行的记忆[56]。这一操作的政治功能十分清楚：以对方的暴力证明自己的正当，以局部的惨案置换整体的侵略。史学研究不能沿用这一置换，但也不应因厌恶其用途而抹去死者。通州死难者中既有殖民体制的受益者，也有被殖民体制驱遣至此的朝鲜人，他们的死亡本身就是帝国扩张的代价。
　　日军的报复随之而来。通州周边村庄遭到搜捕与焚杀，青壮年被指为“便衣队”而遭处决，妇女遭受凌辱[57]。这类行动并非个别士兵的失控，而是有组织的“肃正”作战的一部分：以恐怖手段摧毁地方的抵抗意志，并以“维持治安”的名义重建秩序[58]。华北此后八年的“治安战”，其原型在此已经出现。
　　通州之后，日军进入北平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定的入城式被推迟至8月8日，其间日军在城外完成部署，并以“搜索残余兵”为名反复清查[57]。这种延迟并非出于克制，而是出于秩序重建的需要：先以武力确保无人敢反抗，再以仪式宣告占领的合法。仪式的每一个细节——入城路线、部队序列、旗帜——都在向北平市民传递同一个信息：抵抗已经结束[58]。
　　更能说明制度性激励的，是8月25日的一份感状。香月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名义，向坂田支队所辖独立步兵第12联队第1大队、独立山炮兵第12联队第1中队、独立工兵第11中队之一小队等部颁发感状，表彰其战功[59]。感状是日本军中极受重视的荣誉文书，由军司令官署名颁发，意味着上级对部队行为的正式肯定。当这支在通州—廊坊一线作战的部队获得表彰时，暴力便从“必要之恶”转化为“可被奖励的行为”。
　　本节的处理需要一种双重的诚实：既不把通州事件当作日军“被迫应战”的证据，也不把死难者简化为宣传材料。暴力的循环有其结构：起义者的暴力源于殖民统治的压迫，占领者的报复源于对“威信”的执念，而两者之间的平民，无论国籍，都成为循环的燃料。香月所处的位置，正是决定循环速率的阀门。
　　七、第1军与太原作战：从“局部解决”到“全面进攻”
　　8月31日，北支那方面军正式编成，下辖第1军与第2军，香月出任第1军司令官，指挥第6、第14、第20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沿平汉线向南推进[60]。这一编制调整意味着战争目标已从“平津要点”升级为“华北全境”：方面军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不扩大”方针的否定。
　　第1军的攻势按铁路线展开。9月，保定会战爆发，中国守军依托漕河、满城一线节节抵抗，9月24日保定陷落[61];10月10日，日军攻占石家庄，平汉线北段尽失[62]。此后第1军转向正太线，与第2军配合夹击娘子关，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晋东门户洞开[63]。11月2日，忻口中国守军奉命南撤;11月8日，太原陷落[64]。
　　保定会战是第1军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中国守军以漕河为前哨、以保定城墙为最后阵地，试图以阵地战消耗日军;日军则以炮火与航空轰炸先行摧毁工事，再以步兵多路突入[61]。9月24日城陷，守军向西南撤退，平汉线北段的门户由此洞开。此役之后，日军在华北的作战从“惩罚性打击”正式转为“区域占领”[62]。
　　与娘子关同时进行的是忻口方面的作战。第5师团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自北面进攻，中国第二战区部队依托忻口山地顽强抵抗，双方在南怀化一带反复争夺，伤亡惨重[63]。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东北设伏，袭击日军辎重部队，这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胜利，其意义更多在士气与战术示范，而非战役全局[64]。忻口与娘子关互为犄角，晋东失守使忻口失去了坚守的价值，太原随即暴露于日军合击之下。
　　这一连串地名背后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平津作战尚可用“膺惩”与“通牒”来叙述，太原作战则无从掩饰其征服性质：日军在行军途中焚毁村庄、强征民夫、掠夺粮食，把“就地筹措”制度化[65]。第1军的作战地域恰是八路军敌后战场的主要活动区，其进攻越深入，后方越空虚，“治安”与“作战”的双重负担也越沉重[66]。从战略上看，第1军的胜利恰恰是日本陷入持久战的起点。
　　第1军的后方恰是八路军活动的区域。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在晋东北、晋西北与晋东南展开，以袭击交通线、伏击辎重、发动群众的方式，把日军的占领区变成战场[66]。日军每前进一步，就必须分出兵力守备铁路、桥梁与据点;其“治安”负担随占领区扩大而指数上升。这一现象在1938年以后愈发明显，最终迫使日军把大量兵力从进攻转为守备[65]。
　　香月与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之间的关系亦趋紧张。据战史与旧部回忆，两人在兵力运用、追击界限与作战区划上屡有龃龉，香月主张趁中国军队溃退之际继续南追，寺内则顾虑兵力分散与苏联方向[67]。1938年5月末，香月被解除第1军司令官职务、转入预备役，其军事生涯就此终结[68]。去职的原因在日方记载中语焉不详，“人事调整”四字掩盖了战略分歧的实质。
　　若以军事标准衡量，香月在第1军任内的表现堪称高效：三个月内连下保定、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完成了方面军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若以战略标准衡量，这正是问题所在：每一次战术成功都在扩大战线，每一个占领地都在制造新的敌后战场。他是优秀的战役执行者，却是失败的战略参与者——而后者，恰恰是“膺惩”思维的必然结果。
　　八、多语种档案的互证：五种叙事中的同一场战争
　　日本方面留下的两套叙事，本身就构成一组对照。外务省《北支事变经纬》强调中方挑衅、日方“隐忍”，把每一次冲突都描述为对既成协定的破坏[69];陆军《北支那作战史要》则直言作战准备与兵力集结，把“交涉”记录为作战的一环[70]。两份文件并不互相否认，而是各自裁剪：前者裁剪掉日军增兵，后者裁剪掉外交努力。把二者并置，才能看到“不扩大”与“扩大”如何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中并存。
　　两份文件的差别，也来自档案的生产机制。外务省的文件为对外交涉与历史编纂而准备，须经得起国际法的审视，因而刻意淡化军事;陆军的文件为内部教育与作战检讨而准备，须保留真实的兵力、时间与命令，因而刻意淡化外交。两种“刻意”都不是说谎，而是机构功能的分工。研究者若只取其一，必然得到一幅残缺的图景[69]。
　　中国方面的档案呈现出另一种结构。冀察当局的电文反复权衡“中央”与“地方”、“抵抗”与“保存实力”，其犹疑并非怯懦，而是1935年以来华北特殊化所造成的结构性困境[71]。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最后关头”之说，明确表示妥协已到极限[72]。这一谈话的意义不在于立即改变战局，而在于为地方实力派的抵抗提供了政治授权。此后第29军的抵抗，才从“地方事件”转为“国家抗战”。
　　英美的观察提供了第三方视角。《对外关系文件》中，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判断逐步从“地方纠纷”转向“日本将扩大事态”，其关注点集中于条约权利、侨民安全与华北贸易[73]。英国外交部文件则更关心天津租界与开滦煤矿等具体利益，对日军进入租界周边高度敏感[74]。国家档案馆所藏武官报告则从军事角度评估日军动员速度与后勤能力，其结论对华盛顿的研判产生了直接影响[75]。三国档案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准确判断了走向，却都无力改变走向。
　　俄文档案展示了另一条逻辑。1937年7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将关于日本入侵华北的声明递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及九国公约签字国[76];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随后苏联以三次信用贷款提供总额约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77]。苏联的算盘是借中国之手牵制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其驻华武官与侦察管理局的报告中，对日军在华兵力与动员极限的评估，成为援华决策的依据之一[78]。这一维度提醒我们：华北的战火从一开始就不是中日两国的双边事务。
　　苏联的援助并非无偿赠与，而是以信用贷款形式提供，中国以茶叶、钨砂、锑等战略物资分期偿还[77]。三次贷款的数额与用途，在苏联外交文件中均有明确记载;其军事意义在于使中国在1938年最困难的时期得以维持基本的军火补给，其政治意义则在于把中国的抗战纳入苏联的远东安全框架[78]。这一框架的代价是：中国的抗战从一开始就被大国政治所穿透。
　　朝鲜半岛的记载则补上了“后方”的一环。《东亚日报》1937年7月8日号外以“中日两军冲突”为题报道卢沟桥事变，此后连月追踪日军在华北的推进[79]。殖民地当局的官报则记录了征发、运输与物资统制的大量事项[80]。朝鲜人既是帝国动员的对象，也是暴力的承受者：通州死难者中106人为朝鲜人，而第20师团自龙山出发的轨迹，又把半岛的城市与华北的战场连成一条线[81]。把这条线画出来，才能理解“后方”并非安宁之地，而是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
　　殖民地动员的规模，可从官报的征发告示与铁路运输记录中窥见一斑：粮食、煤炭、废钢铁被优先调运，青壮年被编入劳务队，港口与车站实行军事管制[80]。这些措施并不直接出现在华北的战斗报告中，却构成了战斗得以持续的物质前提。把“后方”写进战争史，不是为了分散责任，而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运作从来是整体性的[81]。
　　五种叙事的并置，最终指向一个方法论的结论：没有任何单一档案能够“客观”呈现1937年7月。每份文件都在回答各自机构的问题，因而各自沉默于他人的关切。历史学的任务不是在其中挑选一个“可信者”，而是测定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从距离中读出制度的分工与责任的分布[82]。
　　九、战争责任与“免责”的技术
　　战后，香月清司未被列入甲级战犯被告，亦未受到任何审判追究，1950年1月29日病死[83]。在东京审判的被告席上，出现的是总理大臣、外相、军令部长与方面军司令官，而直接操持平津作战的军司令官却不在其中。这一“缺席”并非偶然，而是起诉策略与证据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免责的技术主要有三。其一，命令链的模糊化：方面军—军—师团之间的命令多以口头或“作命”形式下达，书面文件常只写任务、不写理由，使“谁决定”难以还原[84]。其二，“现地军独走”的话语：把升级归因于现地参谋的擅自行动，中央便可自居为“被动的追认者”[85]。其三，国家法人论的残余：把战争视为国家行为，个人只在“违反国际法的具体暴行”层面被追责，战略决策层面则被豁免[86]。
　　东京审判的被告选择以“共谋”为核心，重点追究策划与决策层面的人物，对战场执行者的具体行为则多交由各受害国的法庭处理;而中国方面的审判主要针对暴行实施者，对军司令官层级的战略责任涉及有限[83]。这一分工的结果是：像香月这样既非决策核心、又非直接施暴者的“中间人”，恰好落在两套机制的缝隙之中[86]。
　　档案恰恰可以反证这三重免责。计划由他主持拟定，通牒由他发布，总攻由他批准，感状由他署名[87];这些行为都可以在文书上找到明确的作者。也就是说，香月并非“被潮流裹挟的无名者”，而是在关键节点上反复行使判断权的决策者。他的责任不需要通过“共谋”来推定，只需通过文书来确认。
　　责任因而可分为三层。个人层面，他对手令、通牒与总攻负有直接责任;军队层面，他作为军司令官对部属的暴行负有指挥责任;国家层面，他参与的是一个以征服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其行为构成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88]。三层责任并不互相取代，也不可互相抵消。把责任全部推给“军国主义体制”，与把责任全部归给“几个疯子”，是同一种偷懒的两面。
　　日本战后史学对此有长期争议。以“十五年战争”论为代表的研究，强调经济危机、军部扩张与天皇制结构，其贡献在于揭示制度性成因，其局限则在于个人的消失[89]。1990年代以后，随着JACAR等档案的公开，研究逐步回到“谁在何时签了什么”的实证层面，香月这类“中层执行者”才重新进入视野[90]。这一转向的意义，不在于重新审判，而在于恢复历史因果的颗粒度。
　　十、结语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个人能否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向?香月的例子给出的答案是有限度的“能”。他不能决定日本是否侵华——那是数十年国策积累的结果;但他决定了侵华在1937年7月以何种节奏、何种名义、何种规模展开。他把“膺惩”翻译成时间表，把通牒翻译成总攻，把地方冲突翻译成全面战争。历史的必然性正是通过这类可替换的执行者实现的，而每一个执行者的替换，都会改变无数人的生死。
　　由此可以得到三点认识。其一，“不扩大”与“扩大”并非两种政策，而是同一政策的两套语言：前者用于对外表述，后者用于对内动员，二者在制度上由不同的机关分管，因而可以长期并存而不自相矛盾。其二，“现地军独走”是一种责任分配术，而非历史解释;它把决策从文书上抹去，却抹不去文书本身。其三，多语种档案的价值不在于互相印证，而在于互相暴露：每一方都在特定的地方沉默，而这些沉默的集合，恰是战争机器最真实的构造图。
　　香月清司死于1950年，未留下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其姓名在战后日本公共记忆中迅速褪色。然而在1937年7月的天津，他的每一次签字都曾决定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历史学对这一类人物的兴趣，不在于给他们重新定罪，而在于让“决定”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既不被结构吞没，也不被叙事美化。
　　本文的结论不是为了重新审判一个死者，而是为了说明一种历史书写的伦理：当我们把战争归因于“结构”，我们获得了理解的深度，却可能失去追问的入口;当我们把战争归因于“个人”，我们获得了道德的清晰，却可能错过制度的批判。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或许就在于像本文这样，沿着一个人的签名，走完一整条制度的路[90]。
　　一、注　释
　　[1] 秦郁彦：《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第2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香月清司”条。
　　[2] 《北支那作战史要·支那驻屯军(昭和11年5月6日—昭和12年8月31日)》第二節《開戦当初ノ真相·某参謀手記》，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C11110925000。
　　[3] 《支那驻屯军情况判断》(1937年7月13日)，收于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1章。
　　[4] 参见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东京：青木书店，1986年，第3章;臼井胜美：《卢沟桥事件》，东京：研文出版，1987年，第2章。
　　[5] 外务省：《二、事変経緯及日誌/一、北支事変経緯》(昭和12年7月14日)，JACAR：B02030509900。
　　[6] 同注2所引《某参謀手記》，该手记记载7月11日至13日现地决策经过。
　　[7] 参谋本部：《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1(1)》，臨参命第五十六号，JACAR：C14060903000。
　　[8] 《新世界朝日新闻》1937年7月14日，JACAR：J21022194400;同报1937年8月23日，JACAR：J21022202400。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卢沟桥事变”相关档案。
　　[1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 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1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 165, Records of the War Department General and Special Staff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1917–1941, China Desk, Military Attaché Reports, Peiping, 1937.
　　[13]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XXI: Far Eastern Affairs, 1937,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4] 《俄中关系文件集》第4卷《苏中关系(1937—1945)》第1册(1937—1944)，莫斯科，2000年，文件第8号：《中国外交部关于日本军队入侵华北的声明，1937年7月17日》。
　　[15]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0卷(1937年1月1日—12月31日)，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6年。
　　[16]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全宗33987(工农红军侦察管理局)，目3，关于日本在华兵力与动员之报告。
　　[17] 《东亚日报》1937年7月8日号外，东亚日报数字档案。
　　[18] 《朝鲜总督府官报》1937年8月号，关于征发、运输与物资统制之告示。
　　[19]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独立运动史》第4卷，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
　　[20] 同注1，“香月清司”条;并参《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所附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各期名录。
　　[21] 近卫师团历代师团长表，见《陆海军史·师团》所载任免年月;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任免同表。
　　[22] 教育总监部之职掌，见明治三十一年敕令《教育总监部条例》;其“精神教育”话语，参江口圭一前引书第2章。
　　[23] “一击膺惩”论之形成，参稻叶正夫、小林龙男、岛田俊彦、臼井胜美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1部。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8日至9日冀察当局与中央往来电文。
　　[25] 外务省前引《北支事変経緯》，1937年7月9日条。
　　[26] 参谋本部前引《臨参命綴》，臨参命第五十六号。
　　[27] 第20师团自朝鲜龙山出发之记载，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第2节。
　　[28] 《朝鲜总督府官报》1937年8月号所载铁路运输与征发告示;并参《东亚日报》1937年7月关于半岛动员之报道。
　　[29] 田代皖一郎病危与继任，见小林元裕：《中日战争爆发与天津的日本居留民》(中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2014年。
　　[30] 同注29;并参《某参謀手記》关于香月在京城滞留一夜之记载。
　　[31] 《某参謀手記》，7月12日条;小林元裕前引文亦记其抵津时间为12日下午。
　　[32] 同注3《支那驻屯军情况判断》。
　　[33] 该文件上行对象为陆相与参谋总长，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所引原文。
　　[34] 驻屯军兵力约5600人、第29军约10万人，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章。
　　[35] 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处境，参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章。
　　[36] 驻屯军集结与展开，参《北支那作战史要》第一節所附部队位置表。
　　[37] 《支那驻屯军全部队集结完了の件》(天参編第四九号)，JACAR：C01002711500。
　　[38] 7月中旬交涉条件，见外务省前引《北支事変経緯》7月14日至19日各条;并参秦孝仪前引书所收《中日北平交涉经过》。
　　[39] 外务省记录称之为“现地交涉事项”，陆军记录称之为“作战准备期间之交涉”，两文件并置可参见注5、注6。
　　[40] 7月20日炮击宛平，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20日电文。
　　[41] 陆军中央年度作战计划与关东军对华北之觊觎，参《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所收《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
　　[42] 战史编纂对“现地军独断”之强调，参《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开战当初的真相”一节之叙述结构。
　　[43] 廊坊之地形与铁路要点，见《北支那作战史要》附图一。
　　[44] 廊坊战斗经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25日至26日电文;并参《新世界朝日新闻》1937年7月27日报道。
　　[45] 最后通牒全文，见秦孝仪前引书第二编《作战经过》(一)所收《日军致第29军最后通牒》(1937年7月26日)。
　　[46] 广安门事件经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26日电文。
　　[47] 南苑战斗与佟麟阁、赵登禹阵亡，见军事科学院前引书第3章;并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所收第29军作战报告。
　　[48] 北平、天津陷落时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29日至30日电文。
　　[49] 天津战斗经过，见小林元裕前引文第四节。
　　[50] 日侨“义勇队”与领事馆警察之角色，见小林元裕前引文第三节。
　　[51] 香月对作战顺序与节奏之决定，参《某参謀手記》7月25日至28日各条。
　　[52] 《新世界朝日新闻》1937年7月27日、28日社论与报道，JACAR：J21022202400(1937年8月23日)等同期报纸。
　　[53] 通牒措辞与国内舆论之关系，参《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所引通牒原文及其后之舆论反应。
　　[54] 通州事件经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29日电文;日方记载见《北支那作战史要》第三節。
　　[55] 死者223人(日本人117名、朝鲜人106名)之统计，见小林元裕前引文第四节所引日方记录。
　　[56] 通州事件在右翼叙述中的放大，参江口圭一前引书第4章对“事件史”政治功能的分析。
　　[57] 通州周边之报复行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8月电文;并参《战史丛书·北支那の治安戦》第1章。
　　[58] “肃正”作战之组织性，见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北支那の治安戦》，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1章。
　　[59] 《感状ニ関スル事項·感状授与(部隊)》(昭和12年8月25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JACAR：C11110932400。
　　[60] 北支那方面军编成与第1军序列，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2章第1节。
　　[61] 保定会战，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所收保定作战报告;并参军事科学院前引书第4章。
　　[62] 石家庄陷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10月10日电文。
　　[63] 娘子关作战，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章。
　　[64] 太原陷落，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所收太原会战报告;并参《山西党史资料》相关记述。
　　[65] “就地筹措”与沿途暴行，见《战史丛书·北支那の治安戦》第1章;并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9月至11月河北、山西各县呈报。
　　[66] 第1军作战地域与八路军敌后战场之关系，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4章。
　　[67] 香月与寺内寿一之龃龉，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2章相关叙述;并参秦郁彦前引书“香月清司”条。
　　[68] 1938年5月末去职、转入预备役，同上注。
　　[69] 外务省前引《北支事変経緯》全篇之叙述基调。
　　[70] 《北支那作战史要》第一節、第二節所收作战准备与兵力集结记录。
　　[71] 冀察当局之处境与电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引书，1937年7月各日电文。
　　[72]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收于秦孝仪前引书第三编《战时外交》(一)。
　　[7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 III, 所收1937年7月至8月驻华使馆与国务院往来电文。
　　[74]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cond Series, Vol. XXI, 所收1937年7月天津租界与华北利益相关文件。
　　[75] NARA, RG 165, Military Attaché Reports, Peiping, 1937, 关于日军动员与后勤之评估。
　　[76] 《俄中关系文件集》第4卷第1册，文件第8号(1937年7月17日)。
　　[77]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0卷，1937年8月21日条约及随后贷款协定相关文件。
　　[78]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 1937—1938年关于日本在华兵力之侦察报告。
　　[79] 《东亚日报》1937年7月8日号外;并参该报1937年7月至8月华北战况报道。
　　[80] 《朝鲜总督府官报》1937年8月号。
　　[81] 通州死难朝鲜人106名之统计，同注55;第20师团自龙山出发，同注27。
　　[82] 档案之“沉默”作为证据，参本文凡例所揭著录原则及第8节各段之对照。
　　[83] 香月卒年，见秦郁彦前引书“香月清司”条;东京审判被告名单中无其名，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附录。
　　[84] 命令形式之口头化与文书化并存，参《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2章所引“作命”与“口述命令”记录。
　　[85] “现地军独走”论之功能，参江口圭一前引书第5章。
　　[86] 国家法人论与个人责任之关系，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关于战争责任”部分之论述结构。
　　[87] 计划、通牒、总攻、感状四项文书之署名与主持，分别见注3、注45、注51、注59。
　　[88] 侵略战争之定义与个人责任，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甲项之类罪规定。
　　[89] “十五年战争”论之代表，见江口圭一前引书;其对个人消失之局限，参该书结论部分之自省。
　　[90] 1990年代以后之实证转向，以JACAR公开与《战史丛书》再版为标志;香月等中层执行者之研究，见臼井胜美前引书增订部分。
　　二、参考文献
　　(一)日文文献
　　[1]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M]. 东京: 朝云新闻社, 1975.
　　[2]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 战史丛书·北支那の治安戦[M]. 东京: 朝云新闻社, 1968.
　　[3]参谋本部. 支那事变作战记[M]. 东京: 参谋本部, 1940.
　　[4]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下卷[M]. 东京: 原书房, 1965.
　　[5]外务省. 日本外交文书: 昭和12年[M]. 东京: 外务省, 1991.
　　[6]稻叶正夫, 小林龙男, 岛田俊彦, 臼井胜美.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 别卷资料编[M]. 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63.
　　[7]臼井胜美. 卢沟桥事件[M]. 东京: 研文出版, 1987.
　　[8]江口圭一. 十五年战争小史[M]. 东京: 青木书店, 1986.
　　[9]秦郁彦. 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 第2版[M].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5.
　　[10]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北支那作战史要·支那驻屯军: C11110925000[Z].
　　[11]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北支事変経緯: B02030509900[Z].
　　[12]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1(1): C14060903000[Z].
　　[13]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感状ニ関スル事項: C11110932400[Z].
　　[14]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支那駐屯軍全部隊集結完了の件: C01002711500[Z].
　　(二)中文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2]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M].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 上卷[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4]张宪文. 中国抗日战争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下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6]章伯锋, 庄建平. 抗日战争: 第一卷[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7]小林元裕. 中日战争爆发与天津的日本居留民[EB/OL].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2014.
　　(三)英文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 III: The Far East[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2]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XXI: Far Eastern Affairs, 1937[R].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3]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RG 165: Records of the War Department General and Special Staff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1917–1941[Z].
　　[4]Boyle J H.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四)俄文文献
　　[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 1: 1937–1944 гг.[M]. М., 2000.
　　[2]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 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 г.[M].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6.
　　[3]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ГВА). Ф. 33987: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РККА, оп. 3[Z].
　　(五)韩文文献
　　[1]동아일보. 1937년 7월 8일 호외[N].
　　[2]조선총독부 관보. 1937년 8월호[Z].
　　[3]국사편찬위원회. 한국독립운동사: 제4권[M].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