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条约驻兵权的执行者：香椎浩平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华北侵略(1930—1932) ——以“天津事件”为中心的机制史考察

落叶无尘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香椎浩平(かしい こうへい 1881年1月25日-1954年12月3日)生于日本福冈县，是大正、昭和时期的军人，与长兄香椎秀一同为陆军中将。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步兵科、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毕业。1930年12月出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次年8月晋升中将。任内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依托《辛丑条约》所赋予的驻兵权，于1931年11月默许并掩护土肥原贤二策动的天津便衣队暴乱：在日租界实施戒严、令炮兵进入阵地，一面发表 “严守中立” 声明，一面迫令中国保安队后撤三百米，继而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天津二十公里，并为清逊帝溥仪出逃东北提供车辆、军装与护卫。1932年2月卸任，同年12月转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1935年8月任东京警备司令官兼东部防卫司令官。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任戒严司令官，因处置迟疑，于3月被免职、转入预备役。1954年12月病亡。其军旅生涯典型地反映了日本“条约驻军”体制下现地指挥官自行扩权、以“自卫”“护侨” 之名推进侵略的机制。
　　摘 要：九一八事变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关东军参谋群体的“下克上”，而对同一时期身处华北、依条约驻兵权行事、却同样把局部冲突推向战争边缘的陆军将领，措意不足。香椎浩平(1881—1954)自1930年12月出任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至1932年2月卸任，其任期完整覆盖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扩大与伪满洲国的酝酿。1931年11月，他在天津默许并掩护土肥原贤二策动的便衣队暴乱，以“保护侨民”为名在日租界实施戒严、令炮兵进入阵地、两度迫令中国军队后撤，同时为清逊帝溥仪出逃东北提供军事通道。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互证，把香椎置于条约驻兵制度、军中央节制与现地军事自主性三者的张力之中，论证“天津事件”并非关东军阴谋的简单延伸，而是支那驻屯军依据既有条约特权、在中央“慎重”训令的缝隙中自行扩权的结果。香椎其人的军事官僚性格、其对“自卫权”的扩大解释、其与关东军及海军遣外舰队的越境协同，共同构成九一八前后日本侵华机制中一个被忽略的传动环节。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他以戒严司令官身份再度出场，则从反面说明：这一代“条约执行者”既是侵略机器上的齿轮，也是帝国内部秩序的守夜人。
　　关键词：香椎浩平;支那驻屯军;天津事件;九一八事变;条约驻兵权;侵华机制
　　引 言
　　1931年11月8日午后十时三十分，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警钟长鸣，数百名不穿军装、不佩番号的武装人员自日租界涌出，直扑华界的公安局、警察署与市政府机关。几乎同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在租界内下达了早已拟就的警备部署：天津驻屯步兵队进入既定阵地，军炮兵队重炮小队置于兵营阵地、山炮小队置于运动场阵地并完成射击准备，军预备队面向法租界方向展开。次日，他以驻屯军司令部名义对外声明“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声称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同一天，同一纸命令却要求中国在天津的保安部队后撤至距日本租界三百米以外。中立的话语与进逼的部署在同一具身体上并存，正是本文要解剖的对象。[1]
　　把香椎浩平置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视野，并非为了给这一页历史再添一个姓名，而是为了校正一种流行已久的叙事惯性。自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爆炸之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名字被反复书写，东京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与币原喜重郎外相被描述为“被军部拖着走”的被动方。这一图景固然有其史料依据，却掩盖了另一条同样真实的线索：在华北，日本依据1901年《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早已在天津、北平一带形成一套常驻的军事存在;这套存在的指挥官并不需要在东京获得授权，便能以“保护侨民”“自卫”为名调动炮兵、划定禁区、逼迫中国军队后撤。天津事件因此不能被理解为关东军阴谋的简单外溢，它是一个有独立制度基础、独立指挥链条与独立利益诉求的侵略单元所发动的行动。研究这一单元，比重复“军部失控”的判断更有解释力。[2]
　　本课题的学术史呈现出明显的语种分割。中文学界自1980年代起，依托中央档案馆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与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基本厘清了天津便衣队暴乱的时间线、人员构成与中方应对，但多把香椎处理为“配合土肥原的日军头目”，其军事官僚的自主性未被展开。[3]日本学界则以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与参谋本部《满洲事变史》为骨干，把天津事件编入“满洲事变经过”的附属章节，强调军中央的“不扩大”训令与现地军的“自卫”判断之间的紧张，却极少追问一个中将司令官为何敢于在“慎重”训令之下仍做出准战争行为。[4]英美学界自唐纳德·乔丹、安东尼·贝斯特以来，长于讨论英国外交部与国联对日本侵华的认知框架，天津往往只作为“华北局势不稳”的背景被一笔带过;俄文学界把事件纳入苏联对远东帝国主义竞争的判断;韩国学界则更关注殖民地舆论如何被“满洲”叙事动员。五条线索各自成立，却未在同一事件上交叉验证。本文的工作，即在于让这五种记载在同一组日期、同一支部队、同一个人身上对表。[5]
　　所用史料分四层。第一层为档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天津事件について(昭和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日)”专档、支那驻屯军高等官职员表、香椎浩平署名的陆军省永存文书;中国中央档案馆与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侵华档案;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函件与国联理事会文件;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朝鲜总督府与《东亚日报》的殖民舆论记录。第二层为史书与军事典籍：参谋本部《满洲事变史》、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三层为亲历者记述：溥仪《我的前半生》、郑孝胥日记、王树常部属回忆。第四层为报刊：天津《大公报》、日本《新世界》《日米新闻》、苏联《真理报》。全文引证以档案与史书为主，报刊与回忆录只作旁证，网络转述一概不取。论文结构如下：第一章考述香椎其人及其任职的制度环境;第二章分析条约驻兵权如何在天津形成“最小兵力、最大杠杆”;第三章追踪九一八之后驻屯军从静观到策应的转变;第四章逐日复原十一月事件;第五章讨论其卸任、评价与1936年的再度出场;第六章作五语种史料的比较与互证;第七章为结论。
　　一、从陆军士官学校到海光寺：一个军事官僚的成型
　　(一)出身、军校与晋升节奏
　　香椎浩平，1881年1月25日生于福冈县，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步兵科出身，后入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这一履历在日本陆军中将群体中并不显赫：士官学校第十二期成名者寥寥，大学校第二十一期亦非“军刀组”式的明星世代。他的升迁依靠的是参谋系统的常规轨道，而非战功或派阀。1930年12月22日，他以陆军少将衔接替前任，出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八个月后，1931年8月1日，他晋升陆军中将。这一时间点值得注意：距柳条湖事件仅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当他站在天津租界的军用地图前指挥部队时，其军阶与声望正处在个人职业生涯的顶点，而这一顶点恰由军中央对其“华北稳定”能力的认可所赋予。[6]
　　理解这一任命，须先理解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在陆军人事体系中的位置。它不是方面军司令官，辖区兵力仅及一个旅团规模，却直接面对《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列强共管地带，外交、侨务、租界警察、铁路护路、领事裁判权交织一处。因此历任司令官多为“中国通”型幕僚，而非野战部队长。香椎的前任与后任——中村孝太郎、梅津美治郎——后来皆跻身陆军中枢，可见此职是通向更高层级的跳板。香椎在任内留下的文书，多为兵器补给、动员计划、官兵教育一类事务性文件，例如1931年4月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名义呈报的《毁损第一种兵器代品支给之件》，以及同年5月列为“永存书类乙集第二类”的司令部文书。这类文本说明，他的日常是维护一支小规模驻军的运转，而非筹划战役。[7]
　　然而正是这种“事务性”，构成了后来行动的条件。一支常年驻扎、自成体系、与当地领事馆和租界行政当局形成稳定三角的部队，其指挥官对地方情势的判断往往比东京更直接，也更容易把“维持现状”的技术性决定转化为既成事实。1932年1月15日的《支那驻屯军高等官职员表》显示，香椎麾下参谋长为炮兵大佐菊池门也，参谋为辎重兵中佐武内俊二郎、步兵少佐三浦忠次郎等。这份名单的意义在于：司令部虽小，参谋业务齐全，具备独立拟定警备计划、实施戒严、与海军及关东军联络的能力。事变之后，三浦忠次郎等人继续在华北活动，其经历可作为“驻屯军系统”人员延续性的旁证。[8]
　　(二)1931年前后的华北格局与驻屯军的处境
　　1930年12月香椎到任时，华北的权力版图刚经历中原大战的重塑。张学良于1930年9月通电拥蒋、率东北军主力入关，1931年4月又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宫，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系于其身。天津市长由其弟张学铭出任，河北省主席为王树常，驻津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第二军。这一格局对日本驻屯军构成双重压力：一方面，东北军主力入关使华北兵力密度上升，日方任何越轨举动都可能引发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的“东北”与“华北”连成一片，使天津成为日本渗透东北的前沿跳板。香椎的处境因此是矛盾的：他被要求维持条约权利与侨民安全，却身处一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平津的街区。[9]
　　日方的应对思路，在1931年春夏已见端倪。驻屯军与天津总领事馆、租界行政当局形成了一套以“自卫”为名的行动预案：一旦华界发生“排日”骚乱或中国军队调动，即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动部队、占据要点、划定警戒线。这套预案的法理外壳是《辛丑条约》第九款所许的驻兵权与第十二款所许的使馆卫队权，其实际操作却远远超出“保护使馆、侨民”的范围。香椎任内留下的动员计划类文书表明，司令部对兵力集结、兵器补充、通信联络均有成案。正因如此，1931年11月8日的警备部署才能在数小时内完成——它不是临机决断，而是预案的启动。[10]
　　还需指出，驻屯军并非孤立行动者。它与关东军、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天津总领事馆构成一个跨军种、跨系统的联络网络。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势力北进，华北的支那驻屯军则承担“牵制华北、掩护满洲”的侧翼功能;海军方面，第二遣外舰队长期游弋渤海，其驱逐舰队可在数日内抵达塘沽。这一网络的存在，使得香椎在天津的任何一次“自卫”行动，都能迅速获得海空与陆路的接应，而不必等待东京的许可。1931年11月的天津事件，正是这一网络第一次完整地运转起来。[11]
　　二、条约特权下的“最小兵力、最大杠杆”
　　(一)《辛丑条约》驻兵权的法理构造
　　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各国和约》，为日本在华北的常驻军事存在提供了条约依据。其第九款规定，中国允准各国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十二处“酌留兵队”驻守，以保京津通道;同款并规定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中国不得驻扎军队、不得埋设地雷。第十二款则划定北京使馆界，允许各国“自行防守”，界内中国居民不得居住。这两款在文本上均以“保护使领、通道”为限，却在实践中被扩张解释为对沿线地区的军事控制权。[12]
　　日本是这一制度最积极的利用者。依据条约，日本在天津设立“支那驻屯军”，其编制虽小，却拥有步兵、炮兵、工兵、通信等完整兵种，并可在北平行营、山海关等地分驻。更关键的是，条约赋予的“酌留兵队”并无明确员额上限，其调动亦不受中国地方政府节制。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权力结构：一支员额有限的部队，依托条约法理与租界治外法权，可以在华北心脏地带行使远超其规模的军事杠杆。香椎浩平所继承的，正是这套“最小兵力、最大杠杆”的制度遗产。[13]
　　(二)天津：军事、领事与租界行政的复合体
　　天津日本专管租界的特殊性，在于它把军事指挥、外交交涉与市政管理压缩在同一片街区。海光寺兵营是驻屯军司令部所在，租界局负责市政与警察，总领事馆掌握外交与侨务，三者之间既协作又竞争。日本学者松村光庸对1930年代天津日租界行政的研究指出，租界当局在“行政”名义下逐步侵蚀中国主权，警察权、税收权、司法管辖权层层外扩，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市政外壳。当1931年11月便衣队自租界出动时，其集结、补给、撤退均在租界完成，租界当局的“中立”与驻屯军的“警戒”实为一体两面。[14]
　　这种复合体还决定了事件的叙事方式。日方在对外交涉中始终以“租界治安”与“侨民保护”为辞，把军事行动包装为市政警察行为;中方则在抗议中反复指出，便衣队自日租界出发、日军在中原公司屋顶架设瞭望台与军用电话指挥、日军炮兵进入阵地，皆证明“中立”之说不实。两套话语的对抗，实际上是对同一组事实的解释权争夺。谁定义了“租界治安”，谁就定义了出兵的性质。这一争夺在天津事件中并未以日方的完全胜利告终，因为中方留下的档案、缴获的物证与报界的现场记录，构成了另一条物证链，使日方的“中立”话语在其后数十年间始终难以自圆。[15]
　　(三)中国方面的应对与力量对比
　　中方的应对受制于双重困境。其一，军事上不便正面冲突。王树常的第二军与张学铭的天津保安队虽有守土之责，却深知一旦与日军全面交火，平津即可能沦为战场，而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正寄望于国联调处，力避事态扩大。其二，法理上难以反制。《辛丑条约》的驻兵条款与租界特权，使中方在交涉中缺少对等的法律工具，只能以照会抗议、要求国联干预、动员舆论相应对。[16]
　　力量对比的真实图景，因此不是“日军强大、中国软弱”的简单判断，而是“条约特权使小部队获得大杠杆、中央克制使地方部队难以还手”。据中方档案汇编所收天津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往来电报，11月8日夜至9日，保安队曾在南市、公安局一带与便衣队激战，一度收复部分据点;但日军随即以装甲车封锁路口、以炮兵实施威慑，使中方无法扩大战果。军事上的局部抵抗与外交上的全面退让并置，构成了天津事件中方的真实处境。这一处境并非源于怯战，而是源于一个主权国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中被剥夺了在自己领土上自由用兵的权利。也正因如此，把天津的失守简单归因于“不抵抗政策”，并不符合实情：南京的隐忍是全局性的战略选择，天津保安队的巷战则是基层的实然抵抗，二者同时存在，构成一种“上层退让、下层流血”的撕裂格局。这种撕裂，日后反复出现在1937年的平津与上海，而其原型，正在1931年11月的天津。[17]
　　三、九一八之后的华北：静观、策应与自行其是
　　(一)事变爆发与中央的“慎重”训令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于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并进攻北大营，事变爆发。消息传至天津，香椎浩平的处置相当克制：驻屯军仅加强租界警戒，未向华界出动，亦未沿北宁线集结。这一克制并非出于和平意愿，而是出于力量计算。支那驻屯军兵力单薄，仅辖天津驻屯步兵队四个中队、北平驻屯步兵队一个中队及军属炮兵，若在华北主动启衅，既有被东北军第二军围歼之虞，也将给南京政府以“日本全面侵华”的口实，破坏军中央正在推行的“局部解决”策略。因此，从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海光寺兵营的基本姿态是“静观”。[18]
　　东京方面的节制，在11月9日夜间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名义直接下达。电文要点为：对中国兵乱“日本决定采取严正的中立态度”;“贵军应绝对表明严正中立，极力避免卷入漩涡”;“如何处理此事，以后再作决定，此时切不可采取激烈的膺惩手段”。这份电报是理解天津事件的关键：它证明军中央在事件初起时确曾要求现地军克制。然而同一份电报也留下了致命的缝隙——“以后再作决定”。在“以后”到来之前，现地司令官拥有事实上的裁量空间;而“膺惩”二字的使用，本身也暗示军中央并未否定武力选项，只是要求延迟。[19]
　　军中央的犹疑有其结构性原因。若槻内阁与币原外相正在国联框架内寻求“不扩大”，参谋本部则担心北满战事吃紧、兵力不敷分派;但与此同时，陆军内部对“满洲权益”的共识远高于对外交妥协的容忍度。于是形成一种双层指令：口头上的“慎重”，与心理上的“默许”。现地指挥官若能在“自卫”“护侨”的话语内行动，便既不会受罚，又能博得“果断”之名;反之，过度克制的将领则被视为“不懂现地”。这一激励结构并非香椎一人所独有，而是九一八前后整个现地军体系的共同处境。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何在东京三令五申“不扩大”的同时，天津、上海、齐齐哈尔的枪声却接连不断。[20]
　　(二)土肥原贤二的天津工作与军内跨系统协同
　　1931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附土肥原贤二大佐受命赴津，任务有二：其一，在天津制造混乱，牵制华北中国军队，配合关东军北进;其二，把蛰居静园的清逊帝溥仪挟往东北，为未来政权预备首脑。土肥原11月2日抵津后即与溥仪会面，随后于11月4日电告关东军，称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奉外务省训令严密监视溥仪，“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则难以达到目的”。本庄繁复电认为黑龙江局势未定，令板垣征四郎转告土肥原“暂缓行动”，但土肥原已将“特殊手段”付诸实施。[21]
　　这里出现了日本军政体制内部一条常被忽视的裂缝：外务省系统与军部系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目标上执行相反的任务。桑岛总领事奉命阻止溥仪离津，驻屯军则为其出走提供车辆、军装与护卫;关东军司令官口头叫停，其派出人员却已着手行动。香椎作为天津最高军事当局，其立场显而易见：他没有执行外务省的意愿，也没有把土肥原的行动上报东京，而是以“租界警戒”为名，把军事资源开放给后者使用。这种“不问不报、默许配合”的姿态，比公开命令更难追责，也更有效地促成了既成事实。事后外务省在报告中以“军部独断”相责，恰恰反证了文官系统在这一事件中的失位。[22]
　　(三)便衣队的组织、经费与训练
　　便衣队的主体，是原西北军旧部李际春、张璧等人搜罗的散兵、帮会与失业游民，号称“救国军”，实为受日方津贴、由日方供给枪械的武装。其人员不穿军装、不佩番号，故中方称之为“便衣队”。据中方档案与日方报刊互证，其集结地点在日租界内的旅馆、学校与民宅，出动时由日军宪兵与租界警察引导，通信则借用日军在中原公司等高层建筑架设的电话与瞭望哨。这种组织形态的法律意义十分明确：若穿军装、佩番号，即为正规军之进攻，构成战争行为;若着便衣，则可由日方辩称为“中国内部之骚乱”，从而为“护侨”出兵留出余地。[23]
　　经费与武器来源，指向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双重供给。日方档案中，驻屯军司令部在1931年秋冬有多次兵器、被服补充的记录;天津日租界当局则以免税渠道输入枪械。中方缴获的便衣队武器包括日制步枪、手榴弹与带有日文标识的弹药箱，成为日后交涉中的关键物证。香椎本人未必直接经手每一支枪，但作为天津最高军事长官，他对租界内大规模武装集结的默许，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前提。更值得注意的是，便衣队的指挥体系与驻屯军参谋系统存在人员交叉：担任联络的日军军官多为司令部附员，其姓名见于驻屯军职员表与后来华北特务机关的档案。这说明“便衣队”并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有指挥、有后勤、有政治目的的准军事力量。[24]
　　四、天津事件：十一月的十二天
　　(一)十一月八日之夜：预案的启动
　　11月8日午后十时三十分，第一次暴乱爆发。便衣队自日租界分路出击，目标为天津市公安局、各分局、市政府、电话局与南市一带的保安队驻地。中方保安队仓促应战，在南市、估衣街、官银号等处展开巷战。与此同时，香椎浩平下达警备部署：天津驻屯步兵队实施既定警戒;军炮兵队重炮小队位于兵营阵地、山炮小队位于运动场阵地，“按预定计划作好射击准备”;军预备队位于运动场，面向法租界，并警戒军直辖区域;租界警备队配置于青年会事务所与天津领事馆，会同天津警察共同负责租界治安。这份部署的措辞——“按预定计划”——暴露了事件的性质：它不是对突发骚乱的反应，而是既定方案的实施。[25]
　　炮兵进入阵地却未立即轰击，是香椎此夜最精明的计算。炮口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威慑：它告诉中方，凡试图追击便衣队进入租界者，将遭到炮火覆盖;它也告诉日侨与国联调查者，日军“只求自卫、不启战端”。于是出现一种奇特的战场形态：便衣队在华界进攻，日军在租界内以火力与装甲车封锁边界，中方保安队既不能越界追击，又不能坐视据点被占。香椎用一个炮兵阵地的“沉默”，换来了对战场节奏的掌控。这种“不射击的炮击”是殖民战争的典型手法：它把暴力悬置在半空，让被威胁者自行退让，从而既达成目的，又保留“未开火”的辩解空间。[26]
　　(二)“中立”声明与三百米要求
　　11月9日，驻屯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唯不许任何方面“损伤日本国家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同日，香椎以司令部名义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中国在天津的保安部队须后撤至距日本租界三百米以外。声明与要求在同一天发出，其内在逻辑并不矛盾——在香椎的解释中，中国军队靠近租界即为“危及日人生命财产”，故须后撤;而后撤所造成的真空，正好由日军与便衣队填补。[27]
　　“中立”在此具有三重功能。对国联与英美，它是避免被判定为侵略的外交修辞;对东京，它是证明现地军“未越权”的合规声明;对中方，它是拒绝交涉的挡箭牌——既然中立，则中国方面的平暴行动便成了“内战”，日军无须与之协商。三重功能指向同一结果：把一场由日方策划、由日租界出发、由日军火力掩护的武装暴乱，改写为“中国内部冲突”，从而使日军的介入合法化。这一话语技术，后来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被反复使用;天津是它较早的成型现场，而香椎的声明则是其中文本较为完整的一份。[28]
　　(三)十一月十日：溥仪出逃
　　11月10日傍晚，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赴静园，通知溥仪当晚离津的具体方案。溥仪依计潜出，先匿于日租界内的饭店，改着日本军装，乘驻屯军司令部汽车抵白河码头，登“比治山丸”小汽船顺流而下。船至大沽口附近，遇中国军队警戒，日方船员熄灯加速强行闯过，改乘“淡路丸”商船出海，13日抵营口，后转旅顺。整个过程由关东军特务机关策划、驻屯军提供交通与掩护、外务省系统被排除在外。[29]
　　香椎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史料的直接记载有限，但间接证据链清晰：静园位于日租界，日军装甲车曾封锁其寓所周边;出逃所用车辆、军装、码头通道，均须驻屯军司令部许可;而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事前明确反对，事后向东京报告“军部独断”。换言之，若无驻屯军司令官的默许，一名被外国领事馆严密监视的前皇帝，不可能在数小时内穿越租界、登船出海。这一默许的政治后果极其深远：它直接为1932年3月伪满洲国的登场预备了“元首”。从天津到旅顺的这条水路，因此不只是一个人的逃亡路线，而是日本侵华政治工程的一条关键供应链。[30]
　　(四)十一月下旬：第二次暴乱与二十公里要求
　　11月26日，第二次暴乱再起，规模较前次更大，并配合关东军在北满的攻势。11月27日，香椎向中方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中国军队须撤离天津二十公里以外。这一要求的性质，已从“租界周边警戒”跃升为对天津城的军事包围——二十公里正是重炮的射程圈，也是《辛丑条约》所定“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现代翻版。同日，关东军应香椎之请，令第八师团铃木美通的第四旅团乘火车经沈山线向天津增援，以装甲列车为先导，在空军掩护下进至新民以西白旗堡，遭东北军炮击，交战约一小时后中方后撤，日军续进至打虎山，旋因国联与美方干预而奉命停止，28日返回奉天。一次地方性的“护侨”行动，至此已演成关东军、驻屯军、海军三方的联合军事施压。[31]
　　增兵过程进一步暴露了香椎的意图。因天津兵力不足，他一再要求增兵;参谋本部11月28日决定自关东军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即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中岛铁藏联队第三大队，由栂野他家治少佐率领，29日自大连乘船，30日于塘沽登陆转津。12月27日，国内第五师团一个大队亦调至天津，原驻津的栂野大队则转赴山海关。海军方面，第二遣外舰队司令官津田静枝少将令第十六驱逐队自烟台、龙口驶向塘沽;11月12日，第十三驱逐队“早苗”“吴竹”“若竹”“早蕨”四舰抵华北;27日“刈萱”“芙蓉”两舰载陆战队员约九十名抵津;28日“朝颜”号及陆战队约四十名续至;12月27日，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自国内至青岛，28日入渤海，起飞侦察秦皇岛、山海关、绥中、锦西。海陆空三方的协同，使一场租界周边的骚乱升级为对华北门户的立体威慑。[32]
　　暴乱给华界造成的损失，是理解事件规模的必要维度。据天津市政府与商会事后调查，南市、估衣街、官银号一带的商铺被劫、房屋被焚者数以百计，市民死伤数百人，难民数千人涌入华界与英法租界。日租界当局对便衣队的出入不仅未加制止，反在暴乱发生后封锁租界入口，阻止中国军警进入。这一空间策略的实质，是把租界变成暴力的“安全港”：施暴者可以自由出击与撤退，受害者却无法追击。近代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在此暴露出它最赤裸的军事功能——不是保护贸易，而是为武装挑衅提供庇护所。[33]
　　(五)十二月的收束与未撤的兵
　　12月中旬以后，事件逐渐收束。其收束不是因为日方放弃，而是因为关东军正着手进攻锦州，参谋本部不愿在华北另开战场，遂令天津驻屯军“持静观态度”，对经山海关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军车“不予阻拦，亦不询问其去向”。据中方统计，12月底经山海关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共四十四列军车，约两万人、火炮四十门。日方所求，恰是东北军主力退出关内;天津的施压与锦州的进攻，在战略上互为表里。所谓“天津事件”的落幕，其实是日本把华北的“牵制”任务暂时收起，转而在东北完成“既成事实”的最后一道工序。[34]
　　然而“收束”只是表面。新增的兵力并未全部撤回：第五师团的一个大队留驻，栂野大队调往山海关，海军舰艇继续游弋渤海。天津事件因此不是一次孤立的骚乱及其平息，而是一次常驻兵力的实质性增强与作战区域的向前推进。香椎在卸任前完成的，是把一支“条约驻军”改造为一支具备进攻出发阵地功能的部队。他1932年2月29日离任时，接任的中村孝太郎所继承的，已不是1930年12月他接手时的那支驻屯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布局，正是在这类看似“临时”的增兵中一步步固化的。[35]
　　事件在当时的定名，本身就是一场争夺。日方称之为“天津事件”或“支那兵乱”，强调其为“中国内争”;中方称之为“天津事变”“便衣队暴乱”，强调其由日方策动;国际舆论则多称“Tientsin incident”，把它置于条约体系与租界安全的框架内讨论。三种定名对应三种责任归属：内争、侵略、治安。今日治史者若沿用日方定名而不加辨析，便已在无意间接纳了它的解释框架。本文在叙述中并用“天津事件”与“便衣队暴乱”，前者指国际交涉中的事件整体，后者指日方策动的武装行动，庶几可兼顾史实与责任。[36]
　　五、卸任之后：责任、评价与再度出场
　　(一)1932年2月的交接
　　1932年2月29日，香椎浩平卸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由中村孝太郎少将接任。这一交接的时间点耐人寻味：伪满洲国于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一二八淞沪抗战自1月28日起已激战月余。也就是说，香椎在天津任内的最后两个月，正是日本由“满洲”向“华北—上海”两线扩张的转折期。他离任时，天津的驻屯军已增编、山海关已驻兵、渤海已有舰艇巡弋;而他本人并未因十一月事件受到任何申斥，反于同年12月转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进入陆军中央的教育系统。这一安排说明，军中央对天津事件的评价是正面的：既未追究其“独断”，反以其“应变有方”予以重用。[37]
　　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一职，掌管全军教育与训练，地位清要。JACAR所藏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的《工兵第十一、第十八大队第三中队教育之件》，其署名即为“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椎浩平”，可证其转任之实。一个在华北以炮兵威慑逼迫邻国军队后撤的将领，转而去掌管全军的“教育”，这一人事逻辑本身就是对日本陆军价值的注脚：在1930年代的军内评价体系中，对华强硬不是污点，而是资历。[38]
　　(二)军内评价：“独断”与“机宜”之间
　　天津事件后，日本军内对香椎的评价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他“独断专行”，在军中央明令慎重之际仍纵容便衣队、逼令中国军队后撤，几乎引发中日全面冲突;另一种则认为他“善于机宜”，以最小兵力维持了华北的“秩序”与“威信”，并为关东军争取了时间。两种评价共享一个前提：现地司令官拥有在“自卫”名义下自行裁量的权力。争论的只是裁量的“度”，而非裁量的“权”。正因如此，事件之后既无军法审判，也无公开训诫，只有一份语焉不详的内部检讨。[39]
　　这种“不罚而奖”的处理方式，对后来的侵华军事行动具有示范效应。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中，海军陆战队与第九师团在上海的自行扩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支那驻屯军(此时已改组)与关东军参谋的擅自行动，皆可视为同一逻辑的延展。现地军的“下克上”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因为军中央缺乏控制意志，更因为事后评价体系持续奖励“既成事实”的制造者。香椎的案例，提供了这一激励机制在“条约驻军”层面的早期样本。[40]
　　(三)东京警备司令官与二二六事件
　　1935年8月1日，香椎出任东京警备司令官，并兼任东部防卫司令官，管辖首都及关东地区的卫戍与防空。1936年2月26日拂晓，皇道派青年军官率约一千四百名士兵发动叛乱，袭击首相官邸、陆相官邸、警视厅与报社。同日凌晨，东京地区宣布戒严，香椎以戒严司令官身份执掌首都治安。然而他的处置颇为迟疑：一方面，他作为军人必须执行天皇与军中央的镇压命令;另一方面，他素来同情皇道派的“清君侧”主张，不愿对“同志”动用武力。于是出现一种奇特的局面：叛军被编入“戒严警备队”，在其占领区内外形成事实上的共存。[41]
　　2月27日，参谋次长杉山元请颁奉敕命令，令戒严司令官“解除叛军武装，万不得已时可以行使武力”。香椎在奉敕命令面前已无回旋余地，但其行动仍显迟缓，直至28日以后局势才根本扭转。事件平定后，他于3月被免去东京警备司令官与东部防卫司令官本兼各职，转入预备役。JACAR所藏1936年2月29日至3月7日东京戒严司令部《资材返纳之件》，其署名“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与陆军省医务局、兵器局的往来，正是这段过渡期的文书残影;另有1936年3月25日他以“东部防卫司令官”名义呈报的《东部防卫司令部动员计划书之件》，则显示其去职过程的尾声。[42]
　　把天津与东京两幕并置，可以看到同一个人的两面。在天津，他是帝国向外扩张的执行者，以“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在东京，他是帝国内部秩序的守夜人，面对向内的暴力却迟疑不决。这两面并不矛盾：一个在殖民地可以毫不犹豫地威压被征服者的军官，在自己的首都面对同一体制内的叛乱者时，反而受制于派阀情感与“忠君”伦理。侵略者的果决与守夜人的犹疑，共同构成了1930年代日本军官团的性格结构。[43]
　　(四)战后的沉默
　　战后，香椎浩平未被列入甲级战犯嫌疑名单，亦未出席任何审判作证。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已退役九年，其1931年的行为因“已属既往”而未进入东京审判的追诉范围。1954年12月3日，他病逝于日本，终年七十三岁。一个在天津为侵略铺路、在东京为体制守夜的中将，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记忆。[44]
　　这种“未被追责”的结局，恰恰提示了东京审判的结构性局限：审判聚焦于1937年以后的全面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等暴行，而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局部侵略，尤其是“条约驻军”在日常层面所完成的战争准备，缺乏系统的清算。天津事件中的炮兵阵地、三百米要求、二十公里要求、溥仪出逃，在法理上都可归入“侵略行为”，却因规模“有限”、时间“较早”而逸出审判视野。历史的正义因此是有选择的，而学术研究的责任，正在于把这些逸出视野的环节重新照亮。[45]
　　六、五语种史料中的香椎与天津事件
　　(一)日方：技术化叙事与“自卫”框架
　　日方关于天津事件的记载，以参谋本部《满洲事变史》与防卫厅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为骨干。二者的叙事策略高度一致：把事件编入“满洲事变经过”的附属章节，以“支那兵乱に際する保護措置”之类的技术语言描述出兵，用“警备”“措置”“自衛”等中性词汇替代“进攻”“占领”“胁迫”。JACAR所藏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专档的题名《天津事件について(昭和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日)》，本身就是这种技术化的产物：它把一场有策划、有指挥、有政治目标的武装行动，命名为一个“事件”，从而抽去了施动者。[46]
　　这种技术化叙事的效力，在于它把政治判断转化为业务判断。读者看到的是一份份警备计划、兵力部署、兵器补给，却看不到策划者与受益者。以篇幅论，参谋本部《满洲事变史》述及天津者不过数页，而述及柳条湖、锦州者累数十页;防卫厅战史室的同题章节亦仅列于“满洲事变经过”之下。篇幅的分配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把一场有预谋的军事行动压缩为边境骚乱的注脚，读者由此记住的是“满洲”，遗忘的是“天津”。香椎在这套叙事中因此不再是一个有意图的行动者，而是一个“履行职责的司令官”。这种书写方式并非日方独有，但日方档案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使其影响尤为深远：战后许多研究依赖这批档案，便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的框架。[47]
　　(二)中方：责任链的建构与证据的保存
　　中方的记载以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与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档案为核心。这批档案的特点是“责任链”清晰：从土肥原的策划、便衣队的组织、香椎的警备部署，到河北省政府与天津市政府的交涉、国民政府的对日照会，环环相扣。中方档案还保存了大量物证与人证，如缴获的日制武器、被焚街区的照片、难民的证词，使“日方策动”这一判断不依赖单一文件。[48]
　　但中方叙事也有其盲区。由于预设了“日本侵华的整体阴谋”，研究往往把香椎处理为关东军的附庸，忽略支那驻屯军作为独立制度单元的自主性;由于聚焦于“暴行”的揭露，对日军内部中央与现地的张力、外务省与军部的分歧，措意不足。结果是：责任链虽清晰，机制的复杂性却被简化。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缺陷，开始从“条约驻军”“租界政治”的角度重审天津事件，但仍不多见。[49]
　　(三)英美：条约体系、国际法与国联
　　英美的记载，主要见于《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与国联理事会记录。英国关注的重点有三：其一，天津英租界与日租界毗邻，日军的炮兵阵地与装甲车封锁直接威胁英侨安全;其二，日方行动是否违反《辛丑条约》关于驻兵“以保通道”的限定;其三，国联能否在锦州中立区方案上取得日本配合。美国则更关注锦州与“不承认主义”的法理铺垫。两国档案中，香椎的名字出现频率不高，更多以“日本驻津司令官”这一职务指称。[50]
　　这种“以职务代人名”的记载方式，反映了英美观察者的视角：他们关心的不是某个军官的意图，而是日本国家行为是否越出条约边界。这一视角有其长处——它把天津事件放回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框架，揭示了日本侵华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冲击;也有其短处——它把“国家行为”同质化，看不到日本内部的多重主体。当英国外交官报告“日军在天津的行动系现地军自行决定”时，他们其实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却因缺乏对日本军政结构的了解而未能深入。[51]
　　(四)俄文：帝国主义竞争与远东安全
　　苏联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十四卷与《真理报》的评论中。莫斯科的解读框架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重新瓜分”：日本在满洲与华北的行动，被视为对苏联远东边境的包围与对中东路权益的威胁。天津事件在苏联看来，不是中日双边纠纷，而是日本在华北建立进攻出发阵地的一环，其下一步指向可能是内蒙古与苏联远东。[52]
　　这一框架的解释力与局限同样明显。它准确预见了日本北进的战略倾向，却高估了事件的“国家计划性”，低估了现地军的自主性;它把日本视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帝国主义主体，因而无法解释外务省与军部、中央与现地的分歧。苏联档案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第三方视角”的战略判断，可与中国、日本的细节记载互补，但不能替代后者。[53]
　　(五)韩文：殖民地舆论与被动员的“满洲”
　　朝鲜半岛的记载，以《东亚日报》1931年11月的连续报道与朝鲜总督府的治安文书为代表。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舆论空间受限，但《东亚日报》仍以“满洲事变”“天津变乱”并置的方式，向读者呈现日本大陆扩张的连锁性。报道的语调是压抑的：它既不能公开谴责日本，又要向同胞传递“东亚局势剧变”的危机感。殖民地读者的接受，因此是一种“在审查中阅读”的经验。[54]
　　朝鲜总督府的应对，则从另一面印证了事件的区域影响。满洲事变后，总督府加强了对“思想犯”的监视与对独立运动团体的取缔，理由是“非常时局”下须严防“不逞鲜人”与中国人联络。天津事件作为华北局势紧张的表征，被纳入这套治安话语，成为强化殖民统治的依据。换言之，日本在华北的侵略，直接转化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加码;殖民地的“牺牲”，是帝国扩张的隐性成本。[55]
　　(六)互证：交点、差异与盲区
　　把五种记载对表，可以得到三个层次的互证。第一，事实层：11月8日夜的暴乱、日租界的出发地、日军的警备部署、11月9日的要求、11月10日溥仪离津、11月26日至28日的第二次暴乱与增兵，五种记载的日期与基本情节高度一致，差异主要在伤亡数字与责任表述。第二，制度层：日方档案揭示驻屯军的编制与指挥链，中方档案揭示交涉与抵抗的过程，英美档案揭示条约法理的争议，俄方档案揭示战略意图，韩方档案揭示殖民连带——五者拼合，才构成完整的机制图景。第三，话语层：同一事件被命名为“事件”“暴乱”“侵略”“帝国主义行动”“变乱”，命名的差异本身就是史料。[56]
　　互证也暴露了盲区。最突出的盲区是“人”：香椎浩平在五种记载中都不是主角，日方档案称其职、中方档案称其姓、英美档案称其职、俄方档案几乎不提、韩方档案只作背景。一个实际主导了十二天军事行动的中将，为何在各方记载中都趋于“匿名”?原因在于，各方关注的分别是“国家行为”“侵略罪行”“条约秩序”“帝国主义结构”“殖民舆论”，而“个人”在这五种框架中都不是解释单位。本文的写作，正是要把这个“匿名者”还原为可分析的行动主体。[57]
　　七、结 论
　　(一)执行者的自主性从何而来
　　香椎浩平在天津的十二天，证明了一个常被忽视的命题：侵略并不总是由最高决策层规划、再逐级下达;它也可以在制度的缝隙中，由中层执行者以“技术性判断”的名义自行生成。这种自主性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法理：条约驻兵权与租界治外法权，为现地司令官提供了无需请示即可动用武力的话语资源，“自卫”“护侨”“维持治安”皆是可援引的正当性。其二是组织：支那驻屯军是一支自成体系的小型合成部队，参谋、炮兵、通信、宪兵齐全，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它与关东军、海军、领事馆的横向联络，又使其能在必要时获得增援。其三是激励：军内的评价体系奖励“果断”“机宜”，惩罚“犹疑”“失机”，事后追责机制的缺失，使越权行为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58]
　　三者叠加，便形成了“条约驻兵权”这一制度的真正功能：它不仅是驻军，更是一台可随时启动的侵略机器。香椎并非这台机器的设计者，但他是其熟练的操作者。他在11月8日启动预案、在9日以“中立”掩护进逼、在10日放行溥仪、在27日要求二十公里后撤，每一步都在既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每一步又都推进了侵略的实质。正是这种“合法形式下的非法实质”，构成了近代日本侵华最难被清算的部分。[59]
　　(二)机制的三个层次
　　综合五语种史料，可以把香椎与天津事件所揭示的侵华机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条约与租界构成的“法理外壳”：从《辛丑条约》的驻兵条款，到天津日租界的市政、警察、司法特权，日本在华北建立了一个半主权飞地，其军事行动得以在“条约权利”的外衣下进行。第二层是现地军的“行动自主”：支那驻屯军、关东军、海军遣外舰队构成跨系统的协同网络，其指挥官在中央“慎重”训令与“膺惩”暗示之间自行裁量，把地方冲突升级为战略既成事实。第三层是日本国内政治与军事官僚制的“激励结构”：军内评价、人事升迁、派阀政治共同塑造了一种奖励强硬的职业伦理，使“越权”成为晋升的资本而非罪责。[60]
　　三个层次不是并列的，而是嵌套的：法理外壳提供正当性，行动自主提供执行力，激励结构提供持续性。任何单一层次都无法解释天津事件的全貌。只谈条约，会把它写成国际法问题;只谈现地军，会把它写成“下克上”的偶发;只谈军内政治，会把它写成派阀斗争。唯有把三者叠合，才能看清一个中将如何在十二天内，用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部队，把华北的门户推开了一道缝。[61]
　　(三)余论：史料、记忆与责任
　　本文的方法论尝试，是把“人”重新放回结构之中。五语种史料的互证，目的不是堆叠引文，而是让不同立场的记载在同一组事实上相互校正：日方档案提供制度与技术的细节，中方档案提供抵抗与损失的事实，英美档案提供条约与国联的框架，俄方档案提供战略意图的判断，韩方档案提供殖民连带的视角。五种视角的交点，才是史实的最大公约数;五种视角的差异，则是历史记忆的沉淀物。[62]
　　最后必须指出，香椎浩平在战后的“沉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清算不彻底的结果。东京审判以1937年以后的全面战争为重点，对1931年前后的局部侵略缺乏系统追诉;战后日本的历史叙事，又以“自卫”“受迫”为基调，把九一八前后的军事行动淡化为例外。于是，像香椎这样的执行者，既未受到法律的审判，也未受到史学的充分审视，最终成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匿名职务”。本文所能做的，是把他从匿名中唤出，放回他亲手启动的那台机器旁边，让后来者看清：侵略不仅由阴谋家策划，也由职业军人在制度的日常运转中，一天一天地完成。[63]
　　注 释
　　[1] 《天津事件について(昭和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号 CA0207040000(请求番号：支那—参考资料—22);香椎部署与“中立”声明原文，参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第一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 天津事件”节。
　　[2]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第一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并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四章。
　　[3]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参謀本部編『満洲事変史』(1932年刊本)。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1, Vol. III, The Far East(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s. VIII—IX(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IV(Мос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東亞日報》1931年11月。
　　[6] 『官報』昭和6年8月1日(陆军中将晋升叙任);陸軍省『陸軍省年報』昭和6年度版;并参 JACAR：C13070917200《支那駐屯軍高等官職員表 昭和7年1月15日現在》。
　　[7] JACAR：C01006473600《永存書類乙集第2類 其3 昭和6年》(作成者：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JACAR：C01006476500《毀損第1類兵器代品支給の件》(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6年4月)。
　　[8] JACAR：C13070917200《支那駐屯軍高等官職員表 昭和7年1月15日現在》，天津，司令官陆军中将香椎浩平，参谋长大佐菊池门也，参谋武内俊二郎、三浦忠次郎等。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张学良北平行营与河北军政建制各件。
　　[10] JACAR：C01006473600，支队动员计划与兵器补给相关文书;并参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
　　[1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关于海军第二遣外舰队与驻屯军协同之记述。
　　[12] 《辛丑各国和约》(1901年9月7日)第九款、第十二款中文本，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13]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驻屯军编制与分驻情形;并参《辛丑各国和约》第九款。
　　[14] 松村光庸《天津日本専管租界の研究——一九三〇年代の「租界行政」を中心に——》，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博士学位论文。
　　[15] 《大公报》(天津)1931年11月9日、11日、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照会各件。
　　[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与外交部往来电文。
　　[17]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天津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往来电报、保安队作战报告各件。
　　[1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驻屯军编制及九月至十月之警戒状况。
　　[19]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致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电(1931年11月9日)，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并参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
　　[20] 臼井勝美『満州事変——平和の夢と軍事力』中央公論社1974年版;并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所收军中央与现地军往来电文。
　　[21]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土肥原贤二与关东军往来电文各件;并参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六章。
　　[2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1840—1945』下巻，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5年版，昭和六年支那関係文書;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致外务省报告。
　　[23]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便衣队组织与缴获文件各件;JACAR：J21021796200《新世界 1931.11.28》“天津、奉天団の鉄道電信電話全部不通”条。
　　[24]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缴获武器清单与日文标识弹药箱照片说明;JACAR：C01006476500，驻屯军兵器补充文书。
　　[25] JACAR：CA0207040000《天津事件について》;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11月8日夜警备部署四项。
　　[26]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只造声势而未敢主动出击”之判断及炮兵阵地配置。
　　[27] 香椎浩平声明，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并参《大公报》(天津)1931年11月10日。
　　[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外交部对日抗议照会;并参《辛丑各国和约》第十二款。
　　[29]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六章“天津”诸节;《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1931年11月10日至13日。
　　[3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1840—1945』下巻，桑岛总领事致外务省报告;JACAR：CA0207040000，事件期间租界警戒文书。
　　[31]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11月27日“二十公里”要求与铃木旅团增援白旗堡之战;JACAR：J20011387900《日米新報 1931.11.28》“天津擾乱と呼応”条。
　　[32]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参谋本部11月28日增兵决定、栂野大队调津、海军各驱逐队与“能登吕”号行动;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
　　[33] 《大公报》(天津)1931年11月29日、12月2日，南市、估衣街损失与难民情形;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天津商会调查报告。
　　[3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12月对天津驻屯军“静观”之训令;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东北军四十四列军车撤入关内之统计。
　　[35] JACAR：C13070917200《支那駐屯軍高等官職員表 昭和7年1月15日現在》，可证1932年1月驻屯军编制之扩充;并参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第五师团大队留驻与栂野大队移驻山海关。
　　[36] JACAR：CA0207040000，件名径称“天津事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cond Series, Vol. IX，英方称“Tientsin incident”;中方称谓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
　　[37] JACAR：C13070917200，1932年1月15日职员表仍列香椎为司令官，中村孝太郎接任见JACAR同卷后续件;并参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
　　[38] JACAR：C01003966400《工兵第11、第18大隊第3中隊の教育に関する件》，署名“教育総監部本部長香椎浩平”，昭和7年12月至昭和8年1月。
　　[39] 臼井勝美『満州事変』中央公論社1974年版，关于天津事件后军内处置之评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参谋本部内部检讨各件。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四章关于一·二八与卢沟桥前后现地军擅权之分析。
　　[41] JACAR：A15060087000《二・二六事件》，戒严发布与解除相关文书;并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昭和十一年二月戒严记录。
　　[42] JACAR：C01004233000《資材返納に関する件》(東京戒嚴司令部/戒嚴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11年2月29日—3月7日);JACAR：C01007618200《東部防衛司令部動員計画書の件》(東部防衛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11年3月25日)。
　　[4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诸件;并参JACAR：A15060087000。
　　[44] 香椎浩平卒年据日本陆军将官人事诸表，1954年12月3日;其未列甲级战犯嫌疑，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附被告与嫌疑者名录(不列其名)。
　　[4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起诉范围限于1928年以后“全面战争”之说明;并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绪论。
　　[46] 参謀本部編『満洲事変史』(1932年刊本)，天津部分;JACAR：CA0207040000，件名即《天津事件について》。
　　[4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天津事件之章节安排与措辞。
　　[48]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全书所收天津事件档案之编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
　　[4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关于九一八与华北局势之论述。
　　[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1, Vol. III, The Far East;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cond Series, Vols. VIII—IX;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51] Antony Best, "Constructing an Image: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Whitehall's Perception of Japan, 1931—193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3(1996), pp. 403—423.
　　[52]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IV(Мос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Китае, 1931 г.
　　[53] «Правда», ноябрь 1931 г., статьи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еверном Китае.
　　[54] 《東亞日報》1931年11月9日至30日，关于“满洲事变”与“天津变乱”之连续报道(大韩民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微缩胶卷)。
　　[55] 朝鮮総督府『朝鮮総督府施政年報』昭和6年度，治安与思想取缔相关章节。
　　[56] 以上五种文献之对表，参各注所引原件;伤亡数字差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与JACAR：CA0207040000两方记载。
　　[57] 香椎在各方记载中之“匿名化”，见注46至注55所引文献之索引与称谓统计。
　　[58] 《辛丑各国和约》第九款、第十二款;JACAR：C13070917200，驻屯军参谋编制;《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军内评价相关件。
　　[5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外交部历次照会中“合法形式、非法实质”之指控。
　　[6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辛丑各国和约》;臼井勝美『満州事変』。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三、四章;并参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一册之相关统计。
　　[62] 本文所据五语种史料，见注1至注55;互证方法参Donald A. Jordan, "The Place of Chinese Disunity in Japanese Army Strategy during 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9(1987).
　　[6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绪论;并参JACAR：CA0207040000所存事件文书之未被追诉状况。
　　参考文献
　　一、日文档案与文献
　　[1]『天津事件について(昭和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三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A0207040000(請求番号：支那—参考資料—22)。
　　[2]『支那駐屯軍高等官職員表 昭和七年一月十五日現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3070917200。
　　[3]『永存書類乙集第二類 其の三 昭和六年』(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作成)，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6473600。
　　[4]『毀損第一類兵器代品支給の件』(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六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6476500。
　　[5]『満洲事変ニ際スル天津暴動関係一件(反張学良運動ヲ含ム)』，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032029200。
　　[6]『工兵第十一、第十八大隊第三中隊の教育に関する件』(教育総監部本部長香椎浩平)，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3966400。
　　[7]『東部防衛司令部動員計画書の件』(東部防衛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7618200。
　　[8]『資材返納に関する件』(東京戒嚴司令部・戒嚴司令官香椎浩平，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七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4233000。
　　[9]『二・二六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15060087000。
　　[10]『新世界』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米新報』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蔵新聞切抜資料(J21021796200、J20011387900)。
　　[11]参謀本部編『満洲事変史』，1932年。
　　[12]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朝雲新聞社，1975年。
　　[13]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1840—1945』下巻，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5年。
　　[14]臼井勝美『満州事変』，中央公論社，1974年。
　　[15]松村光庸『天津日本専管租界の研究——一九三〇年代の「租界行政」を中心に——』，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博士学位論文。
　　[16]陸軍省『陸軍省年報』昭和六年度;『官報』昭和六年八月一日。
　　二、中文档案与文献
　　[1]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
　　[4]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第一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1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
　　[11]《大公报》(天津)1931年11月9日、10日、11日、28日、29日、12月2日。
　　三、英文文献
　　[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1, Vol. 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2]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s. VIII—IX.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3]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1931.
　　[4]Antony Best, "Constructing an Image: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Whitehall's Perception of Japan, 1931—193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3 (1996), pp. 403—423.
　　[5]Donald A. Jordan, "The Place of Chinese Disunity in Japanese Army Strategy during 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9 (1987).
　　[6]Brett Sheehan, "Boycotts and Bombs: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Tianjin China, 1928—1932",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History, 2010.
　　四、俄文文献
　　[1]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IV. Мос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2]«Правда», ноябрь 1931 г.
　　五、韩文文献
　　[1]《東亞日報》1931年11月(大韩民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微缩胶卷)。
　　[2]朝鮮総督府『朝鮮総督府施政年報』昭和六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