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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罪犯】帝国海军的中层执行者:植松练磨参入侵华战争研究(190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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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植松练磨(植松 练磨 / うえまつ とうま 1883年4月30日-1948年8月22),日本福岛县人,海军中将。1905 年 11 月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三期,在同期171名毕业生中列第42名,此后历任“松岛”舰乘组、“鞍马”舰航海长、皇族附武官兼炮术学校教官、大村航空队司令心得等职,1925年晋大佐并赴欧美考察,兼具炮术、水雷、航空与潜艇教育的复合资历。
  1931年12月晋海军少将,先后任横须贺海军工厂航空机试验部长、水雷战队司令官。1932年2月调第三舰队司令部附,随即出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指挥 “一・二八” 淞沪作战中对吴淞镇、蕴藻浜及闸北 — 江湾一线的攻击,是日军舰炮、航空兵与陆战队协同作战的具体组织者,对市区平民损害负有直接责任。同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中警戒失职,6月正式补职后数日即被解除现职,转任军令部出仕、潜水学校校长。1934年转入预备役,1935年晋预备役中将,1943年出任运输通信省委员,参与战时运输与通信的行政动员。1948年8月22日死亡,终年 65岁,未受战后审判追诉。
  摘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第一次以大城市为目标实施舰炮、航空与陆战队协同作战的战役。本文以日本海军少将植松练磨(1883—1948)为个案,利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部队战报与《海军辞令公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与外交档案、苏联外交文件与《真理报》、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及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刊临时政府资料,重建其从海军精英养成、1931年上海派遣决策、1932年吴淞—蕴藻浜—闸北作战指挥,到虹口公园警戒失败去职、1943年出任运输通信省委员的完整轨迹。研究认为:植松的“参入”具有制度、技术与记忆三重结构——海军在上海独立扩权所形成的双轨指挥使战役责任分散;舰炮与航空兵对市区目标的打击缺乏区分,构成国际法上的可归责行为;而战役级军官在高层叙事与战后追诉中被系统性遮蔽。个案研究由此揭示侵略战争机器中中层执行者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植松练磨;一·二八事变;上海特别陆战队;侵华战争;战争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驻沪海军陆战队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突袭,“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此后两个多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所属舰艇、航空兵力与上海特别陆战队,与陆军第九师团、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十一师团先后投入战场,将冲突从闸北一隅扩大至吴淞、江湾、庙行、浏河,把一座百万人口的远东都市变成舰炮、航空炸弹与街巷机枪交织的战场[1]。在这场战争中,海军少将植松练磨(1883—1948;日文作「植松練磨」,中文档案与战史亦作“植松炼磨”)于1932年2月上旬起出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直接组织了对吴淞镇、蕴藻浜与闸北—江湾一线的攻击,并在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迅速去职[2]。他既非决策中枢的大将,亦非执行末端的下级军官,而正处在“战略意图”与“战术动作”之间的战役级执行位置。
  对这段历史,中、日、英、俄、韩五方史料各有侧重,却共同留下一个人物空白。中文学界的通史著作多以“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一笔带过,叙事重心置于第十九路军的抵抗与国民政府的交涉[3];日本战史丛书以部队为单位编纂,着重第三舰队与陆军师团的作战经过,人物行止隐于编制表与辞令公报之中[4];英文学界自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问世以来,多从条约体系、租界中立与侨民安全切入,追问的是国家责任而非指挥官个人[5];俄文史料以苏联外交文件与《真理报》的战场报道为大宗,提供了第三方对舰炮轰击与平民伤亡的观察[6];韩国学界则因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的义举而触及上海陆战队的警戒责任,然其问题意识集中于反日独立运动,未反向追问警戒指挥官的责任[7]。五方史料的这种错位,恰是本文的切入点:当高层决策已被反复研究,是谁把决策变成了火光与废墟。
  本文提出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一个技术出身的海军将官,如何在一场以“保护侨民”为名的城市战争中,把舰队火力转化为对市区的持续打击?其二,舰炮、航空兵与陆战队的三重协同,在当时的国际法框架下具有何种可归责性?其三,1934年退出现役、1943年重返战时行政体系,这一轨迹如何说明“参入侵略”并非一时的战场行为,而是帝国战争机器的长期配置?
  本文所用“参入”一词,取“加入并参与”之义,指个人以军职或文职身份进入侵略战争的决策、执行与支撑体系,而非仅指战场上的直接加害。这一界定意在避免两种偏差:既不把一切责任推给少数“元凶”,也不因个人层级较低而免除其具体责任。史料方面,本文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所藏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战报、第三舰队司令部日志为主干,参以《海军辞令公报》所载人事命令,重建指挥关系[8];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军事、外交档案与《申报》《大公报》的现场报道,复原战场与平民损害[9];以苏联、美国、国联与韩国的外交与官方文献,构成第三方与受害方的互证[10]。凡属推断,均于文中标明,不与原始记载相混。
  还需要说明“事变”一词的政治性。日方坚持以“上海事变”称之,把一场动用舰队、航空兵与陆军师团的战役表述为突发事件;中方则称之为“淞沪抗战”,强调抵抗的正当性。命名的差异不是修辞问题,而是责任分配的第一步:一旦定性为“事变”,作战的规模、持续时间与平民损害便可被归入“应急措施”。本文在使用日方文献时保留其原称,但在分析中一律以“战役”“战争”表述,以免沿袭其话语框架[11]。
  二、出身、养成与帝国海军的精英通道
  植松练磨1883年4月30日生于福岛县,是明治国家军事精英流水线上的产物。1905年11月,他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在同期一百七十一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四十二[12]。同年11月28日,他以海军少尉候补生身份补“松岛”舰乘组。此时日俄战争已以《朴茨茅斯条约》告终,“松岛”转为练习舰,承担远洋航海与炮术训练之责[13]。这一代海军军官的成长,与日本自甲午、日俄两役获得的海上优势同步: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是把舰队视为国家扩张的第一工具,把“制海”理解为对大陆用兵的先决条件。
  此后的履历呈现出典型的技术军官路径。1908年,他先后入炮术学校普通科与水雷学校普通科,同年9月25日晋海军中尉;1911年12月晋海军大尉,入水雷学校高等科;1912年5月入海军大学专修学生班;1917年12月晋海军少佐,任“鞍马”舰航海长[14]。炮术、水雷、航海三科并习,意味着他掌握的不是单一舰种技能,而是舰队炮战、雷击战与航路保障的整套知识。这种知识结构在1932年的上海具有直接用途:对市区目标的轰击,需要炮术军官计算射界与弹着;对河网地带的推进,需要水雷与航路军官判断潮汐与航道。
  1920年5月,他被任命为皇族附武官,附于武彦王,同时兼任炮术学校教官;1921年12月晋海军中佐[15]。皇族附武官一职,在帝国海军中不仅是荣誉,更是人脉与信任的凭证:它使一名技术军官得以进入宫闱与元老之间的信息通道,也使其在日后的人事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1925年12月,他晋海军大佐,并被派赴欧美各国出差[16]。这一安排通常给予即将进入将官序列的军官,用以考察各国海军的最新装备与战术,其中自然包括航空兵与城市轰炸的技术进展。
  1923年10月,他已出任大村航空队司令心得,成为海军航空兵初创时期的基层主官之一[17]。1931年12月1日晋海军少将,出任横须贺镇守府出仕兼横须贺海军工厂航空机试验部长;同月12日,又补水雷战队司令官[18]。航空机试验与鱼雷战队的双重经历,使他在被派往上海时具备一种稀缺的资格:既懂飞机与炸弹的性能边界,又懂舰炮与雷击的协同节拍。海军人事当局在选择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时,显然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要在租界、江河与市区之间,把舰队的火力精确地“投递”到街巷里[19]。
  1931年12月的人事布局值得注意。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植松由横须贺海军工厂航空机试验部长转任水雷战队司令官;同一时期,海军内部围绕军备限制与对美作战的争论正趋激烈,上海派遣的指挥官人选因而难免带有平衡的意味。就现有史料而言,可以确认的只是他的技术资历与宫闱关系,至于派系因素,因人事内议记录未见公开,只能存疑[20]。这提示我们:战役级人事的取舍,往往不是单纯的能力优选,而是多重可接受性的叠加结果。
  另一条线索是海军对上海的战略预设。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海军即把上海视为对华用兵的支点:长江口的制海权、租界的居留民保护、第三舰队的常驻,三者构成一套随时可把“保护”转为“进攻”的机制。植松所接掌的陆战队,正是这套机制的锋刃[21]。换言之,1932年2月的战斗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既有的制度准备在特定时机被启动;被启动的机器需要有人去操纵,而操纵者并非无辜的齿轮。
  同期群体的横向参照亦有助于定位。海军兵学校三十三期毕业生中,后来官至大将者有丰田副武、丰田贞次郎等人,植松在同期的排名与仕途属中上而非顶尖[22]。这种“次精英”的位置,恰是战役级指挥官的典型:他们既具备进入高层决策圈边缘的资格,又长期停留在执行层面,因而对具体作战的细节负有最直接、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责任。
  三、“保护侨民”名义下的战争决策链(1931.9—1932.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反日经济绝交运动高涨,日侨与中方冲突频发。1932年1月18日,日莲宗僧侣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与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日方借“僧人死亡”大做文章;1月20日,日侨千余人集会游行,沿途打毁商店;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团体四项要求[23]。这一连串事件的性质,是以外交施压为军事行动制造口实:要求本身即预设了不可能被完全接受的答案。
  1月28日午夜,盐泽幸一不等中方答复,即令陆战队向闸北发起攻击。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所部依托街市工事顽强抵抗,日军的速决企图当日即告破产[24]。闸北之战暴露了海军单独用兵的极限:陆战队兵力有限,缺乏重炮与装甲支援,在窄巷中无法展开火力优势。盐泽的失败,直接推动东京方面调整指挥与兵力结构[25]。
  1月31日,日本海军大臣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2月1日,陆军省予以承诺;2月2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就上海方面陆海军协同作战达成协议,确定“帝国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必要时则击破当面之中国军”,同时命令第九师团紧急动员,并由第十二师团临时编成混成旅团[26]。这份协议的文字值得细读:它把作战目标从“保护侨民”悄悄置换为“击破当面之中国军”,把一场治安性冲突升级为正规战役。决定的作出,仅用了三天。
  2月2日,日本海军新编第三舰队,以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长官、岛田繁太郎海军少将为参谋长,下辖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为植松练磨海军少将,参谋长鲛岛具重大佐,第一大队大队长铃木光信少佐[27]。同日,植松以第三舰队司令部附身份受命统一指挥陆战队;据日方编制表,正式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补职令则迟至6月1日方下[28]。这一时间差并非单纯的文书滞后:它说明战争初期的陆战队指挥是以“附”的名义临时授予的,职责与权限始终未被正式厘清。临阵之际,舰队司令长官可以直接干预战术,陆军师团又可以按自己的作战计划要求陆战队配合,双重指挥由此形成[29]。
  理解这一结构,是理解植松责任的前提。他名义上统辖一支数千人的陆战队,实际上要在第三舰队的火力计划、陆军第九师团的进攻节奏与租界当局的交涉之间来回协调;他能决定的,是具体在何时、以何种队形、对哪一段街区投入兵力与火力。战争责任恰恰藏在这些“具体”里:战略由东京作出,战术由他完成[30]。
  上海的租界格局决定了战争的形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夹在華界之间,日侨多聚于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营舍、码头与补给线均嵌入市街;作战时,攻方须沿狭窄街巷推进,守方则可依托建筑物逐屋抵抗。这样的地形使舰炮与飞机的远程优势难以精确转化为战术收益,反而迫使攻方以更大的火力密度弥补精度[31]。这正是吴淞、闸北战斗惨烈的技术原因,也是平民承受最大代价的结构原因。
  中国方面的防御亦有其社会基础。第十九路军多为粤籍官兵,1932年初驻防淞沪,与地方商会、工人义勇军、学生宣传队形成某种协作;闸北的商店与民居被改造为支撑点,铁路工人提供情报与运输[32]。战争因此不是两军对垒的抽象图景,而是嵌入城市生活肌理的消耗:每一座被炸毁的纱厂、每一条被阻断的里弄,都同时是军事目标与生计所在。
  还需注意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基数。1932年初,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与第三舰队所属舰艇构成常驻兵力,另有在乡军人会与居留民团的辅助组织;这些力量在平时承担警备与消防,战时则迅速转为作战与后勤支援[33]。军事与民事的界限,在这样的殖民都市中本就模糊:居留民团既是自治团体,也是情报与补给的节点,这使“保护侨民”与“进攻华界”在同一套组织内无缝衔接。
  值得追问的是时间。1月26日总领事提出四项要求,1月28日午夜即发动攻击,中间仅两日;中方在1月27日已表示接受部分条件,日方仍在28日下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并于当晚以“保护侨民”为名开火[34]。所谓“交涉”,在此已沦为作战前的程序性掩护:它的功能不是避免战争,而是为战争制造一个可被辩解的开端。
  四、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吴淞、蕴藻浜的舰炮与陆战队
  2月7日清晨,植松指挥陆战队分两路向吴淞发起猛攻。十余架飞机沿淞沪铁路线轰炸守军阵地,同时集中军舰二十四艘、火炮三十余门、飞机二十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与狮子林炮台实施猛烈轰击,掩护陆战队进攻吴淞要塞。守军血战至正午十二时,将日军击退[35]。这是“舰炮—航空—陆战队”三段式攻击的第一次完整演练:舰炮压制岸防,飞机切断铁路增援,陆战队在炮火延伸的间隙突入街区。
  2月8日拂晓,混成第二十四旅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全线进攻,日本海军向美国驻沪记者宣称“限于午前占领吴淞”。夜幕降临时,日军残部拖着伤员向引翔港退却,“午前占领”再度落空[36]。这一细节极具说明力:海军当局把作战当作可以用时间表宣告的表演,而街市防御的实际韧度,使这种宣告沦为国际舆论的笑柄[37]。
  正面强攻屡挫后,日军转向迂回。2月12日,久留米混成旅团向第六十一师驻守的纪家桥、曹家桥防线发起猛攻,趁夜隐蔽架桥;13日拂晓,借雨雪与烟幕掩护强渡蕴藻浜,突破曹家桥防线,抢占曹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要点[38]。中国守军随即组织反击,蕴藻浜北岸展开反复拉锯的白刃战,日军被迫退回[39]。在这场被时人称为“蕴藻浜大血战”的搏斗中,陆战队的角色是牵制闸北正面、掩护陆军侧翼渡河,其炮兵与舰炮则持续轰击沿河村落[40]。
  战场之外,是平民的灾难。吴淞镇与蕴藻浜沿岸并非军事要塞,而是渔民、码头工人与铁路员工聚居的市镇;舰炮与航空炸弹落于民居密集区,引发的大火往往延烧数日[41]。中国方面的战报、上海各慈善团体的收容记录与《申报》的现场通讯,共同留下了伤亡与财产损失的原始账目[42]。这些记载的价值不在于数字的精确,而在于它们证明:打击并非偶然误中,而是以“压制”为名对整片街区实施的系统性火力覆盖。
  当时的国际法对此并非无规可循。1907年《关于战时海军轰击的条约》(海牙第九公约)规定,轰击不设防城镇须先予警告,且只能针对军事目标;即便在设防地带,对宗教、艺术、科学、慈善建筑及医院也应尽可能避免[43]。日本为该公约的签字国,其军事当局对条文并不陌生。吴淞炮台属军事目标,但吴淞镇与蕴藻浜车站周边的居民区不属;以舰炮对市镇实施面积射,已越过“军事必要”的边界[44]。
  第三方的观察构成了另一重证据。美国驻沪领事馆的来往文电,逐日记录了战斗区域、火灾与难民流向;英国《北华捷报》的记者则描述了闸北与吴淞街市在炮击后的景象[45]。苏联《真理报》的述评把这些画面置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框架中,虽有宣传色彩,其援引的战场事实却与英美记载大体吻合[46]。三方记载的交叉,使“误伤”之说难以成立。
  就编制而言,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在1932年初已扩充至数个大队,配属装甲车、山炮与工兵,其火力与机动性远胜于通常的警备队,却仍不足以独立攻坚[47]。这解释了海军为何在开战数日内即求援于陆军,也解释了植松在2月上中旬的作战为何呈现“猛攻—受挫—再攻”的循环:他手中的兵力只够维持压力,不足以决胜,而压力本身即意味着持续的火力投送与不断的平民伤亡。
  战场医疗与伤员后送,同样暴露了海军单独用兵的短处。陆战队的救护所设于虹口,伤员须经租界道路后送,遇炮击则交通中断;时值阴冷雨雪,伤口感染与冻伤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48]。这些琐碎的后勤事实,构成了“皇军”神话背后的真实境况:一场以“保护侨民”为名的作战,先使自己的士兵在泥泞与寒雨中损耗。
  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在此期间并行。2月中旬,英美等国以保护侨民为由增派军舰与陆战队至沪,同时向中日双方施压;国民政府一面调第五军增援,一面向国联申诉[49]。战争的“国际化”使上海成为列强观察日本军力的窗口,也使日方在作战中格外在意外侨安全与租界边界——其火力可以越界,其政治顾虑却不能。
  从弹着分布看,2月上旬的炮击集中于吴淞镇沿江街区、淞沪铁路车站与蕴藻浜北岸村落。这些地点彼此毗邻,军事目标与居民区犬牙交错,以致每一次“压制”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平民伤亡[50]。日方战报以“命中敌阵地”“摧毁敌工事”记功,中方的损失调查则以房屋间数与死伤人数记账;两种记录之间,是被数字抹去的具体姓名。
  五、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三日:总攻、庙行与浏河登陆
  2月20日晨七时三十分,日军以第九师团及配属的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海军陆战队,向江湾、大场发起总攻。第九师团分左右两路北上,植田谦吉在公大纱厂指挥;海军重炮兵以复旦大学附近为阵地,以十五榴炮连续火力支援进攻江湾的第六旅团;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则以第二十四联队进攻庙行、第四十六联队进攻麦家宅[51]。陆战队在此役中的任务,是在闸北正面保持压力,使中国守军无法抽调兵力北援[52]。
  2月22日拂晓,日军乘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与麦家宅一带,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伤亡惨重,第二六四旅正副旅长均负伤,工兵营长阵亡,全线呈不支之势。第十九路军急调部队反击,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血战竟日,终将日军逐出[53]。庙行一战,是“一·二八”中中日两军主力最惨烈的对撞;日军未能达成中央突破,其“速决”战略再次破产[54]。
  2月25日,日军再攻江湾、大场,仍无进展。2月29日,日本增调第十一师团抵沪,白川义则大将接任侵沪日军司令官,在沪日军增至约十万人[55]。指挥层的更替与兵力的叠加,标志着东京已把上海当作一场必须取胜的正规战役来经营,而非局部冲突[56]。
  3月1日,第九师团进攻张家桥、夏马湾一线,第十一师团同时在太仓县七丫口登陆,威胁中国守军侧背。中国军队防线动摇,被迫全线后撤[57]。浏河登陆是此役的转折:它证明日军的制海权可以直接转化为陆上侧翼的包抄能力,而这正是植松所在的海军系统为战争提供的结构性优势——舰炮之外,还有运输、护航与登陆的组织能力[58]。
  3月3日,在国际联盟斡旋下,中日双方宣布停战。据日方战后编纂的统计,此役日军死伤合计三千余人;中国方面的伤亡与平民损失则远高于此[59]。植松所部在这场战役中付出了相当代价,其大队建制多次补充,兵员来自佐世保、吴镇守府各镇守府的在乡预备役[60]。对一名少将而言,这些数字是呈报给上级的战果与损耗;对战区居民而言,则是家屋、生计与性命。
  庙行受挫后,日军调整战术:不再以正面中央突破求速决,而改以正面牵制、侧翼迂回的方式瓦解守军防线。3月1日浏河登陆即是这一思路的完成形态——以海军的运输与护航能力,把新到的师团送上守军侧背,迫其全线后撤[61]。战术的转向说明,日军的战场学习能力并不弱;其可谴责之处,不在无能,而在把这种能力用于一场侵略战争。
  中国军队的撤退并非溃败。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庙行、江湾消耗巨大,弹药与兵员补充困难,加之侧背受威胁,才于3月1日夜开始转移;其抵抗使日军在两个月内未能达成任何战略性突破[62]。停战协定所谓“恢复原状”,在军事上实为中方以空间换时间的结果,在外交上则是列强不愿为上海而战的妥协。
  战场之外是新闻纸上的另一场战争。上海的中外记者云集,闸北的断壁、吴淞的火灾、难民的行列被逐日拍摄与报道;日方则通过领事馆与军方新闻班发布“战果”,并限制记者进入阵地[63]。影像与文字的这种不对称生产,使同一场战役在东京与上海呈现出两种面貌:一种是“皇军武威”,一种是失去屋顶的街市。
  六、四月二十九日虹口公园:警戒失败与“胜利庆典”的血
  停战之后,日方在上海筹备大规模祝捷活动。1932年4月29日,天皇诞辰(天长节)之日,上海日侨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会与阅兵式,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出席[64]。会场设在日租界内的公园,警戒由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与日本居留民团共同担任[65]。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许,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以水壶形炸弹掷向检阅台。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长河端贞次当场死亡;白川义则身负重伤,于5月26日死亡;植田谦吉左腿截肢;重光葵右腿截肢;野村吉三郎右眼失明[66]。一次投弹,使日本在上海的军政高层几乎全军受创,其象征意义远超战术效果:占领者在“自己的”租界里,也无法保证一场庆典的安全[67]。
  从军事责任看,这首先是一场警戒失败。会场位于日租界核心地带,出席者集中了陆海军的战区高层,而警戒方案由陆战队主导;植松作为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对会场外围的检查、入场人员的甄别、制高点的控制负有直接责任[68]。事后日方调查集中于“朝鲜人出入租界”的查验漏洞,却始终回避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占领者以刺刀维持的秩序,本就不可能获得被统治者的默认[69]。
  人事变动随后而至。1932年6月1日,植松正式补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6月6日即被解除现职,转军令部出仕;6月28日调任潜水学校校长[70]。不足一月之内三度调职,在海军人事惯例中属异常。这种“补职—解职—外放”的安排,是帝国官僚体系处理挫折的典型手法:不明言处分,而以其后不再授予前线指挥权来完成事实上的追究[71]。此后他历任军令部出仕、待命,1934年3月31日转入预备役,再未获得实战指挥岗位[72]。
  韩国的记忆则从另一端书写这一日。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记述韩人爱国团的组织与尹奉吉的受命,把这次行动视为对日殖民统治的正当反抗;韩国临时政府的资料集收录了事件前后的宣言、密电与舆论反应[73]。两种记忆并不对等:一方在公园里庆祝“胜利”,一方在炸弹的硝烟中宣告不屈。历史评价的重量,正落在这种不对等之上[74]。
  虹口事件后,日方对消息实行严格管制。军方与领事馆统一口径,强调“凶徒为朝鲜人”,淡化警戒疏漏;报刊只报道伤亡与“凶徒正法”,不载会场布置与警备方案[75]。这种信息控制的效果是双重的:既维护了占领秩序稳固的形象,也使后世研究不得不依赖外交档案、私人记录与受害方史料来复原现场。
  人事上的连锁反应同样值得注意。盐泽幸一在开战失利后被撤换,野村吉三郎接任后仍未能速胜,白川义则到任方扭转局面;植松在事件后去职,转任潜水学校校长,此后终老于预备役[76]。帝国海军的奖惩逻辑在此显露:失败可以容忍,但使“皇威”蒙羞的失败不能容忍;至于失败所加于敌国平民的苦难,则从未进入奖惩的算式。
  事件之后,日方对在沪朝鲜人的管控显著收紧,居留民团与领事警察加强查验,朝鲜人社团被搜查,多名嫌疑人被押解至日本本土审判[77]。这种以族群为对象的连带追究,暴露了殖民统治的逻辑:抵抗被解释为“凶徒”的个人行为,而统治结构本身不被追问;追责向下,不问向上。
  东京的反应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报刊把事件称为“支那事变的悲报”,强调“凶徒”已被正法,同时渲染白川、植田、野村的“负伤尽忠”,把一场警戒失败转化为动员民众的素材[78]。责任的追问由此转向对死者的颂扬:帝国的叙事机制,善于把制度性失误改写为个人性的悲壮。
  七、停战、调查团与国际法上的责任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美、法、意四国公使见证下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中国军队暂留现驻位置,日军撤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驻地,战区治安由中国警察接管[79]。协定以“恢复原状”为形式,实则确认了日本在上海的驻兵权与军事存在,为1937年的再次进攻留下伏笔[80]。
  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3、4月间在沪调查,同年9月4日各委员在报告书上签字,10月2日公布。报告书关于上海一节的结论是:日军的军事行动超出了自卫的必要范围,其大规模进攻“不能视为正当防卫”[81]。这一判断建立在双方提交的战斗详报、侨民证词与传教士、记者的现场记录之上,其证据链与本文所引档案大体重合[82]。
  就植松个人而言,可归责的核心有二。第一是火力使用的区分性。海牙第九公约第二条要求轰击前尽可能警告,并仅针对军事目标;第十一条把对未设防城镇的轰击列为禁止行为[83]。吴淞镇、蕴藻浜车站周边的市镇属未设防居民区,以舰炮实施面积射并持续数日,与条文正面冲突[84]。第二是航空轰炸的连带损害。1923年海牙法学家委员会拟定的《空战规则草案》虽无条约效力,却已确立“不得以恐吓平民为目的轰炸”的原则,日本海军航空队沿淞沪铁路线实施的轰炸,落点多在车站、货场与邻近民居[85]。
  此种责任在当时的实在法中尚无成熟的“指挥官责任”原则可援。纽伦堡与东京审判确立的上级责任法理,要到1945年以后才成形;1932年的国际联盟只能作出国家层面的谴责,无法追究到个人[86]。这正是本文强调“中层”的意义:法律的空白与政治的妥协,使大量具体执行者终其一生未受追究,而他们恰恰是暴力得以落地的最后一环[87]。
  国际舆论的反应并不一致。国联内部,小国代表多主张谴责日本,英法则顾虑在华利益与远东均势;美国国务院的公开声明只强调侨民保护与非正式交涉,避免刺激东京[88]。这种“谴责而不制裁”的模式,事实上为此后的扩张提供了预期:只要不触动英美核心利益,军事冒险的代价便是可承受的。
  国际法学界则从另一个方向介入。1932年至1934年间,欧美学者围绕空袭与城市轰炸、海军轰击的合法界限发表多篇评论,多引上海战事为案例,讨论军事必要与平民保护之间的比例关系[89]。这些讨论虽未形成条约,却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确立的区分原则准备了话语基础。
  国联报告书公布后,制裁问题被提上议程却终未落实。1933年2月,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并劝告日本撤兵,日本随即退出国联;此后再无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约束其在华行动[90]。上海一役的教训因此是双重的:它证明了武力的短期有效,也证明了国际约束的长期失效。此后十四年的侵略史,正是这两条结论的延长线。
  八、从现役到预备役:1934—1945年的“参入”形态
  1934年3月26日植松转入待命,同月31日编入预备役;1935年11月15日,他以预备役身份晋级海军中将[91]。这一晋级说明,他在虹口公园事件后的调职并未被视为严重失职,海军仍以“资深将官”的礼遇待之。帝国人事的“宽厚”,与其说是对他个人的优容,不如说是对整个上海作战体系的维护:若深究警戒之责,势必牵出指挥关系与情报体系的更多问题[92]。
  1943年11月1日,日本将铁道省与通信省合并,设立运输通信省,以统一战时运输与通信的行政统制;11月4日,植松以海军中将衔受命为该省委员[93]。这一任命意味深长:一名退役近十年的海军将官,被重新编入战时行政体系,说明战争后期日本已把海运、港湾、铁路与通信视为一体化的军事支撑系统,需要懂舰队运用与航路组织的人参与调度[94]。
  1944年至1945年,日本海运在潜艇战与空袭下急剧萎缩,本土与大陆之间的运输线屡遭切断,港湾装卸与通信保障成为维系战争的最后环节[95]。现有史料尚不足以复原植松在运输通信省的具体决策,但从其职务性质可以判断:他所参与的是“战争如何继续”的问题,而非“战争是否正当”的问题。这正是官僚化参入的典型形态——不必持枪,亦构成支撑[96]。
  1948年8月22日,植松练磨死亡,终年六十五岁,时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前夕[97]。他未被列入甲级战犯被告,亦未见中国方面审判战犯的记录。原因有三:其一,东京审判的被告选择以政治与军事决策层为限,战役级将官多不在列;其二,中国方面的审判重点置于陆军部队与宪兵系统,海军陆战队的个案少有追究;其三,他死于审判结束之前,事实上退出了追责程序[98]。不被追诉,并不等于不被记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海军省被撤销,帝国海军随之解体;预备役将官或转入战后重建的技术与行政岗位,或退出公共生活。植松在战后三年间未见公开活动记录,其死亡亦未引起注意[99]。对一位曾指挥城市作战的将官而言,这种寂静本身即是一种历史处置:不是审判,而是遗忘。
  1944年以后,运输通信省的职能重心转向“本土决战”的准备:港湾的防空、铁路的军事优先、通信的管制与保密,皆以延长战争为目标[100]。在这一体系中,技术官僚的“专业性”被用来提高战争的效率,而效率本身即是延长苦难。植松的晚年职务,正处在这一逻辑的末端:他所维护的不是胜负,而是战争继续运转的可能性。
  1945年8月,战争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告终。运输通信省随军政体系一同瓦解,其档案散佚,职员转入民间的运输与通信企业。植松未留下回忆录,其经历只见于辞令公报与部队文书的缝隙[101]。这种沉默,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战败国处理历史的一种方式:让执行者隐入统计表,让统计表隐入档案馆。
  九、结论
  植松练磨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参入”。在制度层面,他是海军在上海独立扩权的执行者:第三舰队与陆军师团的双轨指挥,使他既获得了超越其军阶的战场权限,也获得了推诿责任的空间[102]。在技术层面,他是“舰炮—航空—陆战队”协同的具体组织者:这种协同的效能,恰恰以牺牲区分性为代价,把军事必要扩张为对整片市区的惩罚[103]。在记忆层面,他是被高层叙事与法律空白共同遮蔽的中层军官:通史记得松井石根与白川义则,却很少记得是谁把炮弹送进了吴淞镇的街巷[104]。
  这一条案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侵略战争并非仅由少数“元凶”完成,它需要一整套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技术、恪守程序的中层人员来运转。他们的责任不以官职大小衡量,而以具体行为与其可预见后果衡量。把责任仅仅上推到决策层,实际上重复了战后追诉的旧逻辑;把责任均匀地归给“体制”,又抹去了个人在具体时刻的选择[105]。
  本文的局限亦须说明。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战斗详报尚未完整公开,植松个人的作战命令、日记与战后陈述未见存世,故本文对其战术决断的细部只能作结构性判断,不能作心理与动机的推断[106]。后续研究若能利用日本防卫研究所未刊战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译文档案与韩国独立纪念馆的口述史料,或可进一步厘清1932年2月至4月间陆战队的实际指挥链条[107]。在此之前,本文所能确定的,是一个位置:在帝国海军的序列里,在暴力的传递链上,他站在那个把命令变成炮火的位置上。
  由此可以回到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现代官僚制军队中,个人责任如何可能?植松的个案表明,责任的落实需要三个条件——可查证的命令链条、可验证的行为后果、可适用的法律标准。1932年的上海,三者皆不完备:命令以“附”的名义临时授予,后果被“战果”叙事覆盖,法律则止于国家责任[108]。填补这三项空白,既是史学的工作,也是记忆的义务。
  注 释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四章第二节。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三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第二章第三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部分。
  [3] 同注[1];蔡廷锴:《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七章。
  [4] 同注[2](戦史叢書)。
  [5]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on 14 December 1931, Geneva, 1932, Part III, Chapter IV.
  [6]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V,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9; «Правда», 1932年2月20日。
  [7]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자료집』,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5; 김구, 『백범일지』, 서울: 범우사, 1997.
  [8]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戦闘詳報(昭和七年二月)」(海軍省=第三艦隊関係綴); 同所蔵「第三艦隊司令部日誌 昭和七年」。
  [9] 《申报》1932年2月8日、2月14日、3月4日; 《大公报》1932年2月9日、5月6日。
  [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Vol. 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GPO, 1948; 同注[6]。
  [11] 同注[2]; 同注[1]; 并参《申报》1932年1月29日社论。
  [12]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外山操『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 海軍篇』、東京:芙蓉書房、1981年、「植松練磨」条。
  [13] 海軍歴史保存会編『日本海軍史』第九巻(将官履歴上)、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95年、「植松練磨」条。
  [14] 同注[13]; 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付録「海軍将官履歴」。
  [15] 同注[13]。
  [16] 同注[13]; 同注[12]。
  [17] 同注[13]。
  [18]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六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月十二日。
  [19] 同注[8]; 同注[18]。
  [20]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同注[13]; 并参同注[12]所载将官履历。
  [21] 同注[2]; 同注[8]「第三艦隊司令部日誌」昭和七年一月条。
  [22] 同注[12]; 同注[13]。
  [2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一·二八淞沪抗战”部分所收外交部与上海市政府往来文电; 《申报》1932年1月21日、1月27日。
  [24]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七章; 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上海:申报馆,1932年,闸北巷战部分。
  [25] 同注[1],第四章第二节。
  [2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五章第二节; 同注[2]。
  [27] 『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第二章第三節所载第三舰队编成表; 同注[8]。
  [28]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七年二月四日、六月一日; 对照《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中方情报,“新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植松少将”自2月上旬起即已指挥作战。
  [29] 同注[26]; 同注[2]。
  [30] 同注[8]; 同注[23]。
  [31] 同注[23]; 同注[38]; 《申报》1932年2月11日所载闸北街市战况。
  [32] 同注[24]; 《申报》1932年2月1日、2月5日所载义勇军与商会活动。
  [33] 同注[8]; 同注[23]。
  [34] 同注[23]; 同注[1],第四章第二节。
  [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所收第十九路军战斗详报; 《申报》1932年2月8日; 同注[1]。
  [36] 《申报》1932年2月9日; 《大公报》1932年2月9日; 同注[1]。
  [37] The North-China Herald, February 9, 1932; 同注[10]。
  [38] 同注[1],第四章第二节;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第六十一师战斗详报; 《申报》1932年2月13日、2月15日。
  [39]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七章; 《大公报》1932年2月15日。
  [40] 同注[8]; 同注[38]。
  [41] 《申报》1932年2月10日、2月16日所载吴淞、蕴藻浜灾情通讯;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2年收容报告,收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
  [42] 同注[41]; 同注[9]。
  [43] 《关于战时海军轰击的条约》(1907年海牙第九公约)第二条、第五条; 同注[2]对日军炮击程序的记述。
  [44] 同注[4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中方抗议文电。
  [45] The North-China Herald, February 10, 16, 1932; 同注[10],1932年2月至3月驻沪领事报告。
  [46] «Правда», 1932年2月13日、2月20日; 同注[6]。
  [47] 同注[8]所载陆战队编制表; 同注[27]。
  [48] 同注[8]「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衛生関係書類」; 同注[41]。
  [49] 同注[10]; 同注[1],第四章第二节。
  [50] 同注[8]所载炮击记录; 同注[41]。
  [51] 《大本营陆军部》(1),第五章第二节; 同注[1]。
  [52] 同注[8]; 同注[51]。
  [53]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三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第八十八师战斗详报; 《申报》1932年2月24日。
  [54] 同注[53]; 同注[1]。
  [55] 《申报》1932年3月1日; 《大本营陆军部》(1),第五章第三节; 同注[2]。
  [56] 同注[55]。
  [57] 同注[2],第二章第三節;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第十一师团登陆情报与中方调整部署文电。
  [58] 同注[8]「第三艦隊司令部日誌」; 同注[1]。
  [59] 『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七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一巻第三章至第四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损失调查表。
  [60] 同注[8]; 同注[18]所载镇守府动员令。
  [61] 同注[55]; 同注[57]。
  [62] 同注[53]; 同注[24]; 《大公报》1932年3月3日。
  [63] 同注[65]; The North-China Herald, February 1932.
  [64] 《申报》1932年4月30日; 《大公报》1932年5月1日; 同注[2]。
  [65] 同注[8]「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警戒配備(昭和七年四月)」; 同注[64]。
  [66] 《申报》1932年4月30日、5月27日; 同注[2]; The North-China Herald, May 3, 1932.
  [67] 同注[65]; 同注[66]。
  [68] 同注[8]; 同注[65]。
  [69] 同注[65]; 同注[7]。
  [70]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七年六月一日、六月六日、六月二十八日; 同注[13]。
  [71] 同注[70]; 同注[12]。
  [72]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三十一日。
  [73] 김구, 『백범일지』;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자료집』; 同注[7]。
  [74] 同注[73]; 同注[66]。
  [75] 同注[65];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上海事件関係一件」所收新聞発表稿。
  [76] 同注[70]; 同注[25]。
  [77] 同注[66]; 同注[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上海事件関係一件」。
  [78] 同注[65]; 同注[75]。
  [7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淞沪停战协定》全文; 《大公报》1932年5月6日。
  [80] 同注[79]; 同注[1],第四章第三节。
  [81]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Part III, Chapter IV; 同注[5]。
  [82] 同注[81]; 同注[10]。
  [83] 《关于战时海军轰击的条约》第二条、第十一条; 同注[43]。
  [84] 同注[83]; 同注[41]。
  [85] Commission of Jurists, Rules of Aerial Warfare (The Hague, 1923), Articles 22, 24; 同注[8]所载航空队轰炸记录。
  [8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Tokyo, 1948, Chapter IV; 同注[81]。
  [87] 同注[86]; 同注[5]。
  [88] 同注[10]; 同注[81]。
  [89] Commission of Jurists, Rules of Aerial Warfare (The Hague, 1923); 同注[81]。
  [90] 同注[81]; 同注[5]。
  [91]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昭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昭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同注[13]。
  [92] 同注[91]; 同注[70]。
  [93] 「運輸通信省官制」、『官報』昭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同注[13]。
  [94] 同注[93]; 同注[2]。
  [9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海上護衛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第三部; 同注[93]。
  [96] 同注[93]; 同注[95]。
  [97] 同注[13]; 同注[86]。
  [98] 同注[8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收战后审判战犯相关文电; 同注[13]。
  [99] 同注[13]; 同注[86]。
  [100] 同注[93]; 同注[95]。
  [101] 同注[93]; 同注[13]。
  [102] 同注[28]; 同注[29]。
  [103] 同注[35]; 同注[43]; 同注[85]。
  [104] 同注[1]; 同注[2]; 同注[5]。
  [105] 同注[86]; 同注[87]。
  [106] 同注[8],该綴所存战报仅及大队层级,未见司令官命令原件。
  [107] 同注[8]; 同注[9]; 同注[73]。
  [108] 同注[83]所引公约条文; 同注[86]。
  参考文献
  一、档案与史料
  [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戦闘詳報(昭和七年二月)」,海軍省=第三艦隊関係綴。
  [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第三艦隊司令部日誌 昭和七年」。
  [3]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所蔵「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衛生関係書類」。
  [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上海事件関係一件」。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关于上海事变交涉情形卷」。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战斗详报」。
  二、日文文献
  [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三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
  [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七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海上護衛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10] 海軍省『海軍辞令公報』明治三十八年—昭和十年。
  [11] 外山操『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 海軍篇』、東京:芙蓉書房、1981年。
  [12] 海軍歴史保存会編『日本海軍史』第九巻(将官履歴上)、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95年。
  [13] 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1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
  三、中文文献
  [1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19]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21] 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上海:申报馆,1932年。
  [2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 《申报》1932年1月至5月。
  [25] 《大公报》1932年1月至5月。
  四、英文文献
  [26]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on 14 December 1931, Geneva, 1932.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Vol. 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2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 Tokyo, 1948.
  [29] The North-China Herald, February—May 1932.
  [30] Commission of Jurists, Rules of Aerial Warfare, The Hague, 1923.
  五、俄文文献
  [31]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V,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9.
  [32] «Правда», февраль—март 1932.
  [33] РГАСПИ, ф. 49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档案),中国问题卷宗。
  六、韩文文献
  [34] 김구, 『백범일지』, 서울: 범우사, 1997.
  [35]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자료집』, 서울: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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