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妥协与纵容：金谷范三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研究

落叶无尘

金谷范三(かなや はんぞう、1873年4月24日-1933年6月6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分县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参谋总长。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曾参加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历任驻欧武官、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朝鲜军司令官等职，1930年就任参谋总长，执掌日军统帅机关。他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忠实信奉者，认同攫取满蒙权益的扩张目标，只是忌惮国际风险，不赞同少壮派贸然起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未下达强硬禁令制止关东军冒险，事变发生后又以参谋本部名义追认侵略行动，还奏请天皇追认朝鲜军越境出兵，纵容事态持续扩大，是“下克上”局面得以得逞的关键人物。1931年12月，因管束军队不力辞去参谋总长，改任军事参议官，逐步被边缘化。1933年抑郁病逝，始终未对侵华侵略行为作出反省，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与扩大负有不可推卸的统帅责任。

　　摘要：金谷范三是大正至昭和初期日本陆军核心人物，历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官至参谋总长，亲身参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尤其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作为日军最高统帅机构主官，其暧昧、妥协、纵容的立场，成为关东军少壮派擅自发动侵略行动得以坐大成既定事实的关键制度诱因。既往研究多聚焦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事变直接策划者，对金谷范三的个体思想、军政处境、档案文本梳理不足。本文依托中日英俄韩多语种档案、陆军省公文、参谋本部机密日志、外交文书、当事人回忆录，梳理金谷范三军事生涯，剖析其对满蒙问题的战略认知，还原九一八事变前后参谋本部内部博弈，阐释其在统帅权独立体制下的责任边界，揭示昭和陆军 “下克上” 体制的生成机理，辨析金谷范三并非反战和平主义者，而是大陆政策的忠实信奉者，其悲剧结局是日本军部内部派系冲突、军政矛盾叠加的产物。

　　关键词：金谷范三;九一八事变;参谋本部;大陆政策;统帅权独立;下克上

　　引言

　　20世纪30年代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从阴谋策划转向武力实施的标志性节点，拉开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的序幕 [1]。长期以来，学界研究重心集中于关东军现场策划群体、若槻礼次郎内阁、昭和天皇与宫中重臣集团，对时任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部分通俗叙事将其塑造为试图约束关东军、被少壮派架空的“弱势总长”，亦有观点将其简单归为扩张主义鹰派，两种叙事均存在档案文本的片面截取问题 [2]。

　　金谷范三，大分县出身，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陆军大学校第十五期优等毕业，遍历驻外武官、作战课长、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朝鲜军司令官、参谋次长，1930年至1931年担任参谋总长，事变后转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抑郁病逝 [3]。其一生完整经历日本从甲午、日俄战争攫取在华权益，到昭和初年军部暴走的完整历史链条。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保存的参谋本部电报、机密作战日记、陆军省公文类聚;中国方面收录的中日战争档案汇编;欧美外交档案中英美驻日使馆报告;苏联(俄罗斯)档案中远东情报记录;韩国史料中朝鲜军时期相关文书，共同构成多重史料互证基础 [4]。本文以多语种档案互勘，厘清金谷范三个人军事思想、事变期间决策链条，辨析统帅权独立制度之下，参谋总长的权责困境，厘清其对侵略战争所负历史责任。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日本学界，战后《现代史资料7 满洲事变》最早公开参谋本部内部文书，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留存大量一手现场记录，较早记录金谷范三在本部会议发言、电报签发细节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站在旧陆军史料整理立场，侧重军事行动梳理，对金谷范三主观心理、军政博弈着墨有限 [6]。部分日本修正主义叙事刻意放大金谷“试图抑制关东军”的片段，淡化其默许侵略的决策行为。

　　中国学界，刘庭华、步平等学者在九一八事变研究中引用参谋本部作战课日记，指出金谷范三表面维持“不扩大”，实际追认关东军行动的双重态度 [7]。国内已有成果多将其置于事变整体叙事当中，缺少以金谷范三为核心的专题论文。

　　欧美学界，美国国务院《日本外交文书(1931-1932)》、英国外交部FO档案驻日大使报告，记录欧美列强观察视角下日本参谋本部的动向，外交官注意到参谋总长与内阁之间的裂痕，但极少专门针对金谷范三个人展开研究 [8]。俄罗斯(苏联)解密远东情报档案，记录苏联情报机构对日本陆军高层动向研判，关注金谷范三时期对苏作战预案 [9]。韩国方面，朝鲜总督府档案、驻朝军相关文书，留存金谷范三担任朝鲜军司令官时期对朝鲜殖民统治、边境军备部署材料 [10]。

　　现有研究仍存在缺口：第一，将金谷范三简单标签化为“抑制派”或“扩张派”，缺少对其思想前后演变的完整梳理;第二，对参谋本部电报、机密日记文本断章取义，忽略档案上下文;第三，缺少中、日、英、俄、韩多方档案对照，对统帅权制度如何塑造金谷范三的行为逻辑分析不足。本文立足原始档案，还原人物完整轨迹，辨析其历史罪责。

　　第一章 金谷范三的军事履历与早期对外扩张思想

　　1.1 成长经历与早期对外战争历练

　　金谷范三1873年生于日本大分县，医师金谷立基次子，先后就读成城学校、涵养学社，1894年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同年参加甲午中日战争，任职步兵第3联队，亲历日本对华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 [11]。甲午战争的胜利塑造那一代日本军官的对外认知，即军事武力可以为日本夺取大陆权益。

　　1901年金谷范三陆军大学校第十五期以优等成绩毕业，正式进入参谋本部系统。日俄战争期间，担任第二军参谋，在中国东北战场参与对俄作战，亲眼见证日本以战争夺取南满铁路、辽东半岛租借地等重大殖民权益 [12]。日俄战争结束之后，金谷范三长期从事驻外武官工作，先后担任驻德国武官辅佐官、驻奥匈帝国武官，长期在欧洲考察军事制度，熟悉欧洲列强军备体系，形成兼顾对华、对苏俄两线的战略视野 [13]。

　　欧洲任职归国之后，金谷范三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1918年晋升少将。此后历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第十八师团长、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校长，朝鲜军司令官，一步步进入陆军最高决策圈层 [14]。

　　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任内，驻扎华北，直接接触中国军政局势，强化其“满蒙为日本国防生命线”的认知。担任朝鲜军司令官期间，主管朝鲜殖民军备，部署中朝边境兵力，处理中朝边境冲突，这一段经历，直接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越境出兵的决策背景 [15]。

　　从履历可见，金谷范三并非文职官僚，是从对外侵略战争现场成长起来职业军人，自青年时代起，便深度嵌入日本大陆政策体系，其思想本质，是认同日本应当以武力维护乃至扩大在中国大陆与朝鲜的殖民利益，所谓“抑制少壮派”，不等于反对大陆扩张，更多是对冒险行动的时机、规模、外交风险的策略考量 [16]。

　　1.2 昭和初年陆军派系格局与金谷范三的位置

　　1920年代，日本陆军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宇垣裁军之后，军队内部矛盾持续激化。一方面，以参谋本部为代表的统帅机关，坚持统帅权独立，排斥文官内阁干预军事战略;另一方面，军队内部，樱会等少壮军官团体崛起，鼓吹以激进武力手段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不惜以军事政变改造国内政治体制 [17]。

　　金谷范三属于陆军当中的“稳健将校”，不支持少壮派暴力政变，但完全认同大陆政策根本目标。他反对的，是少壮派不经东京统帅机关批准，擅自挑起战争，担心冒险行动引发英美列强干涉、苏联介入，导致日本国力无法承受全面冲突。但一旦军事冒险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他又不愿意否定前线军队，担心动摇陆军全军威信，这构成金谷范三核心行为矛盾 [18]。

　　1930年，金谷范三就任参谋总长。参谋总长是天皇直属统帅机关参谋本部最高长官，掌管国防作战计划、调动关东军、朝鲜军等驻外部队，不对内阁负责，直接上奏天皇。统帅权独立制度造成巨大制度漏洞：内阁掌握外交、财政，却无法直接指挥军队;参谋本部掌握军事指挥权，却不用为外交后果、财政负担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19]。金谷范三就职之后，需要面对的局面是：关东军内部激进军官已经在秘密策划武力夺取东北，东京已经收到多份密报，高层并非完全不知情。

　　1.3 金谷范三的对华与对苏战略构想

　　多方史料留存金谷范三主导制定的战略预案。白崇禧回忆录转述获取的日军情报，记录金谷范三任内拟定作战构想：第一，巩固日本国防，必须确保满蒙安全，必要时占领黄河以北中国区域;第二，掠夺中国人力资源、农牧矿产资源，征用马匹粮秣，服务日本战时体制;第三，将华北纳入日本军政管控，发行军用票，控制财税与交通;第四，对苏作战，夺取海参崴、北库页岛，争夺远东出海口 [20]。这份文件证明，金谷范三本身就持有宏大侵略蓝图，他与石原莞尔等人的分歧，不是要不要侵略中国东北，而是以何种时机、何种程序发动侵略。

　　在对苏战略层面，金谷范三长期研判苏联远东军力，担忧贸然在东北开战，会触发苏联军事介入。这也是事变爆发初期，他一度希望关东军保持克制的重要动因 [21]。但该策略出发点，仅仅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风险算计，不存在尊重中国主权的考量。

　　韩国所存朝鲜总督府档案，金谷范三担任朝鲜军司令官时期报告，主张强化边境军备，以朝鲜作为向中国东北出兵跳板，为后来事变中朝鲜军越境出兵埋下伏笔 [22]。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前夕：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的博弈(1931年上半年-9月18日)

　　2.1 中村事件后的满蒙危机与参谋本部的预判

　　1931年中村震太郎事件爆发，成为关东军制造战争借口重要契机。土肥原贤二回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汇报中村事件，极力渲染中方对日压迫，提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 [23]。此时东京参谋本部高层已经充分知晓关东军内部激进军官正在筹划武力行动。

　　金谷范三的应对方式，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沈阳，口头传达希望关东军“隐忍自重一年”的指示。但建川美次本身同情关东军激进计划，出发之前已经向关东军泄露情报，此行没有携带书面制止命令，仅有口头训示 [24]。JACAR档案中，没有发现金谷范三下达强硬书面禁令，要求关东军禁止发动军事事变正式文件。这一处理方式，体现金谷范三的策略：既想规避东京承担主动挑起战争责任，又不愿意彻底封杀关东军的扩张诉求。

　　日本学界部分观点认为，金谷派遣建川，是真心阻止事变。但档案显示，仅仅口头传话，没有书面军令，在日军指挥体系当中约束力十分有限 [25]。参谋本部清楚关东军有冒险计划，却没有采取调换关东军核心军官、下达明确书面禁令等实质性约束手段。

　　2.2 统帅权体制下的权责困境

　　依据日本宪法，参谋总长直属于天皇，拥有统帅权，陆军大臣属于内阁，掌管陆军行政人事。军事作战指挥权归参谋本部，人事、军备行政归陆军省。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南次郎为陆军大臣，金谷范三为参谋总长。两套机构权责分割，造成指挥漏洞 [26]。

　　金谷范三的困境：如果强硬下令制止关东军，前线将校可能发生哗变，陆军威信受损;如果放任关东军行动，将引发国际危机，内阁、宫中集团会追究责任。金谷范三选择骑墙策略，保留两手准备：万一关东军冒险失败，东京没有下达开战命令，可以撇清责任;一旦关东军军事行动成功，东京可以事后追认战果 [27]。

　　2.3 事变前夜多方情报线索

　　事变之前，东京参谋本部已经收到多份来自东北密报，知晓柳条湖爆破方案。但是参谋本部没有将完整情报正式通报陆军省，造成陆军大臣南次郎掌握信息不完全，形成参谋本部单独与关东军密谋的局面 [28]。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371/15463，英国驻日大使1931年9月上旬报告，已经注意到关东军气氛异常，东京军部内部意见分裂，驻华英美外交官已经预判东北将爆发冲突 [29]。苏联远东情报档案同样记录，情报部门捕捉到日本关东军异动，向莫斯科提交预警 [30]。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金谷范三的决策与参谋本部的转向(1931.9.18-9.22)

　　3.1 事变爆发当夜至9月19日参谋本部会议

　　1931-09-18 夜间，关东军自行发动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九一八事变正式爆发。9月19日，参谋本部召开部长级会议，金谷范三最初表态，提出要迅速处置事件。但是今村均等人激烈反对，提出“箭已脱弦”，强行收手会严重伤害军队威信 [31]。

　　参谋本部作战课《机密作战日记》原始记录极具史料价值：今村均把电报文稿交给金谷范三签署，金谷痛快签字，并且笑着说：“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吧!”[32]。19日下午6点，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发出第15号电报：“1. 认可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措施，提高帝国军队威望。2. 鉴于中方态度以及内阁不扩大方针，今后军队行动遵照该精神妥善处理。”[33]。

　　这份电报，是金谷范三历史责任的关键证据。电报前半部分公开肯定关东军擅自发动军事进攻，等于事后追认侵略行动合法性;后半部分提到“不扩大”，却没有设置具体约束条件，没有明确禁止继续进攻，文本高度模糊，给关东军留下巨大解释空间。关东军收到电报之后，直接理解为东京默许继续扩大军事行动。

　　这里需要辨析，金谷范三并没有公开下达进攻东北命令，事变是关东军现场独断实施。但是，作为日军最高统帅机构负责人，在已经发生侵略事实之后，选择追认、纵容，而不是下令撤军，这就使得少壮派军事冒险取得制度层面的合法化。“下克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于上层统帅机关事后追认暴行 [34]。

　　3.2 朝鲜军越境出兵与天皇御前上奏

　　9月21日，未经天皇正式命令，朝鲜军司令官擅自派遣混成旅团越过中朝边境进入中国东北，支援关东军。这属于严重越权行为。9月22日金谷范三进宫觐见天皇，请求天皇追认朝鲜军越境出兵 [35]。宫内档案记录，天皇对事态扩大表达不满，勉强予以追认，同时告诫金谷范三今后杜绝此类事件。天皇的追认，又进一步把现场军队的擅自行动转为合法军事行动 [36]。

　　此时若槻礼次郎内阁口头上坚持“不扩大方针”，但在军部压力之下，同意拨付事变军费。内阁的不扩大，仅仅停留在外交表态，没有实际手段制约军部。JACAR档案Ref.A01200624700记录陆军省申请满洲事变经费文件，内阁批准军费，变相为军事侵略背书 [37]。

　　金谷范三向天皇的上奏文本，能够看出其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必须报告军队独断事实，接受天皇斥责;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维护陆军颜面，不能公开惩处前线主官，害怕激化陆军内部矛盾。

　　3.3 “不扩大方针”的虚伪性：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的电报往来

　　金谷范三后续发给关东军的电报，反复提及“不扩大”，但是没有硬性军事禁令。嫩江桥作战阶段，金谷范三曾经电令关东军，可以为修桥出动部队，但是不允许未经批准向北满远距离进军 [38]。然而当得知苏联宣布采取不干涉政策之后，参谋本部态度迅速软化，默许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向北满扩张 [39]。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记录大量电报往来，关东军不断以“自卫”“治安”为借口突破东京口头限制，参谋本部不断后退。所谓“不扩大”更多是对外外交话术，用来应付国际联盟、英美列强，对内并没有刚性军事约束。

　　欧美外交档案显示，英美驻东京外交官已经看穿参谋本部的把戏，美国外交文书记录，驻日公使报告华盛顿：参谋本部口头呼吁克制，实际持续纵容关东军推进占领 [40]。

　　第四章 事变之后：金谷范三的下台、晚年与死亡

　　4.1 军部内部压力与统帅责任追究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战果持续扩大，少壮派军官声望暴涨，军部内部激进势力话语权急剧上升。金谷范三在事变过程当中，既没有阻止事变爆发，又无法真正约束关东军，同时又被激进军官视为对内阁、宫中集团妥协的“软弱分子”，两头不讨好 [41]。

　　从制度逻辑看，统帅权独立之下，参谋总长要对天皇承担军事统帅责任。军队发生大规模独断越境行动，统帅机关负责人需要承担管束不力责任。1931年12 月，金谷范三辞去参谋总长职务，转任军事参议官，失去实权。

　　日本旧陆军的处置特点：没有对事变主谋进行严厉军法审判，仅仅更换参谋总长作为责任承担者。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本庄繁等人不但没有受罚，反而获得晋升，这就向全军释放重要信号：“下克上”军事冒险只要取得战果，就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直接为后续一系列军事暴走埋下制度伏笔 [42]。

　　4.2 晚年处境与1933年病逝

　　卸任参谋总长之后，金谷范三处于被边缘化状态。1933年6月6日抑郁病逝，终年60岁。部分回忆材料描述其晚年心境苦闷，对军队现状失望。但这种个人情绪苦闷，不等于否定自己一生信奉的大陆扩张国策。金谷范三始终没有公开反思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没有对中国遭受战争灾难表示反省，也没有公开批判军部对外侵略路线 [43]。

　　后世部分日本叙事放大金谷范三的失意，塑造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悲剧军人形象，刻意淡化其历史罪责。应当区分：个人境遇悲剧，不等于历史责任的免除。金谷范三作为日本陆军高层，是大陆政策的参与者、执行者，事变期间纵容侵略，对九一八事变扩大化负有不可推卸的统帅责任。

　　4.3 金谷范三个人悲剧背后的制度根源

　　金谷范三的命运，是日本宪法统帅权独立制度的必然产物。这套制度把军事统帅权交给参谋本部，内阁文官政府无法有效管控军队;参谋总长直属天皇，但是面对基层少壮派将校抱团的军事集团，又缺少足够力量彻底压制。

　　当军队内部激进集团敢于制造既成事实，上层统帅机关就陷入两难：要么公开否定前线军队，承担军队分裂、兵变风险;要么事后追认侵略事实，对外承担战争罪责。金谷范三选择后者，这也是当时日本多数陆军上层的共同选择。金谷范三个人的摇摆，本质是昭和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对外扩张矛盾性的缩影 [44]。

　　第五章 多语种史料互证下的历史责任辨析

　　5.1 辨析：金谷范三是否为“反战派”

　　依据中日俄英韩多方档案，可明确：金谷范三绝非和平主义者。其一，早年参与甲午、日俄侵略战争;其二，担任高级将领期间，制定宏大对华对苏扩张作战预案;其三，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第一时间追认关东军军事行动，配合战争动员，没有拒绝执行战争体制。

　　金谷范三与石原莞尔等人分歧，属于扩张策略层面分歧，而非扩张目标分歧。他担忧的不是侵略中国本身，而是冒险行动带来的国际风险、国力消耗。当关东军冒险取得军事胜利，外部大国没有强力干预，他迅速接受现实，认可侵略成果 [45]。

　　5.2 各方档案记录的差异辨析

　　日本旧军方史料，部分战史材料，刻意突出金谷范三“试图约束关东军”的片段，省略其追认侵略的电报与谈话记录，试图把责任全部推给关东军现场将校，为东京统帅本部开脱罪责。中国史料，主要依托翻译日本原始档案，侧重揭露军部纵容侵略。英美外交档案，第三方视角，关注日本军政矛盾，较少关注人物内心。俄罗斯档案，侧重研判日本对苏军事威胁。韩国档案，更多记录朝鲜殖民军备，对九一八事变记录较少 [46]。

　　开展研究必须多语种档案对照，不能单独采信某一方的叙事。参谋本部作战课日记、参谋本部原始电报、宫内省记录，属于第一手原始档案，可信度高于战后回忆与二手战史著作。

　　5.3 金谷范三在日本侵华战争链条当中的历史定位

　　日本对外侵略链条可以概括为：大陆政策顶层构想→军部内部激进军官策划阴谋→驻外军队发动军事冒险→东京统帅机关事后追认→内阁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完成战争合法化。金谷范三所处的，正是“事后追认”这一关键环节。如果参谋总长坚决拒绝追认，以统帅权名义严令撤军，事变的扩大将遭遇巨大阻力。正是上层的妥协纵容，才让少壮派的阴谋变成国家层面的侵略战争 [47]。

　　九一八事变不是单纯少数关东军军官的私自作乱，而是日本陆军上下，从基层少壮派到参谋本部高层，大陆政策长期发酵的产物。金谷范三代表陆军高层当中那一类“稳健扩张派”：不主动挑动突发性事变，但一旦事变发生，就以维护军队名义接受侵略果实。这一类人物，在昭和日本军部当中占有相当比例。

　　结语

　　金谷范三(1873?1933)一生，完整映照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走向暴走的全过程。作为参谋总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他明知关东军策划武力冒险，却没有下达强有力书面禁令予以制止;事变爆发之后，又以统帅机关名义追认关东军军事行动，默许事态持续扩大，使得“下克上”的军事冒险转化为国家侵略行为。金谷范三并非反对大陆扩张的和平主义者，他认同日本夺取满蒙的战略目标，仅仅担忧冒险行动带来过高外交与军事风险。当既成事实摆在面前，维护陆军威信压倒风险顾虑，他选择妥协退让。

　　金谷范三1931年卸任参谋总长，1933年郁郁而终，个人命运充满矛盾。但个人的失意，不能抵消其历史责任。其行为逻辑根植于日本宪法的统帅权独立制度缺陷：军事统帅脱离文官政府管控，军队内部形成“以战果绑架中央”的畸形机制。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种机制被反复复制，一步步推动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对金谷范三的研究提醒后人，不能简单将战争罪责完全归于前线少数激进分子。军国主义体系之内，上层的暧昧、妥协、事后追认，同样是战争爆发与扩大的重要推手。

　　脚注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5页。

　　[2] [日] 井上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82年，第78-81页。

　　[3]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J01020811200，金谷范三 陸軍将校履歴原簿，国立公文書館。

　　[4] JACAR各档案Ref.A01200624700;美国国务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英国外交部FO371/15463;俄罗斯国家档案-GARF-R?8406，远东局日本情报;韓国国立中央記録館，朝鮮軍関係文書。

　　[5] [日] 片仓衷：《満洲事変機密政略日誌》，載《現代史資料7 満洲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年，第217-272页。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満洲事変作戦経過の概要》，朝雲新聞社，1973年。

　　[7] 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42-148页。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Ⅱ，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pp.326-331。

　　[9] ГАРФ，Фонд 8406，Опись 1，Дело 1245，Сведения о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931.

　　[10] 韓国国立中央記録館，朝鮮軍司令官金谷範三報告書，1929年。

　　[11] JACAR Ref.J01020811200，金谷範三履歴原簿。

　　[12] [日]《陸軍大学校卒業生履歴》第15期，陸軍省，1902年。

　　[13] JACAR Ref.B03040428700，駐欧武官報告書，金谷範三。

　　[14] 日本陸軍省編：《陸軍将官履歴》，1931年。

　　[15] 韓国国立中央記録館，朝鮮軍警備計画関係文書，1929-1930。

　　[16] 步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陆军统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6-99页。

　　[17] [日] 堀幸雄：《軍国主義の歴史》，岩波新書，1973年，第134-139页。

　　[18] [日] 三宅正樹：《満洲事変と陸軍指導層》，吉川弘文館，1986年，第101-108页。

　　[19] 殷燕军：《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与统帅权独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11-218页。

　　[20] 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36-137页。

　　[21] [日] 参谋本部：《対ソ戦備考資料》，JACAR Ref.C04031245600。

　　[22] 韓国国立中央記録館，金谷範三朝鮮軍司令官上奏文，1930。

　　[23] 抗日战争纪念网编译：《中村事件档案》，2017。

　　[24] [日] 建川美次：《満洲事変回想録》，《中央公論》，1956年9月号。

　　[25] [日] 加藤陽子：《満洲事変はなぜ起きたか》，岩波書店，2008年，第162-168页。

　　[26] [日] 日本憲法、陸軍軍令関係法令集，JACAR Ref.A03020231100。

　　[27]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47-253页。

　　[28] [日]《参謀本部機密作戦日誌》，JACAR Ref.C01001341900。

　　[29]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FO 371/15463，Report from Tokyo，Sep 1931。

　　[30] ГАРФ Ф.8406 Оп.1 Д.1246，Разведсводка о Маньчжурии，1931-09-10。

　　[31] [日]《参謀本部部長会議記録》1931-09-19，JACAR Ref.C01001342100。

　　[32] 《参謀本部機密作戦日誌》，載《現代史資料 7》，第241页。

　　[33] JACAR Ref.C01001342200，参謀本部対関東軍第 15 号電報，1931-09-19。

　　[34] 张宪文：《九一八事变史料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181页。

　　[35] 宮内省記録，金谷範三上奏記録，1931-09-22，JACAR Ref.A08070111700。

　　[36] 《昭和天皇実録》第11巻，岩波書店，2002年，第345-347页。

　　[37] JACAR Ref.A01200624700，満洲事変費予備金支出伺い。

　　[38] [日] 片仓衷：《満洲事変機密政略日誌》，《現代史資料 7》，第268页。

　　[39] [日] 臼井勝美：《満洲事変》，岩波新書，1978年，第113页。

　　[4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Ⅱ，p.357-359。

　　[41] [日]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第131-133页。

　　[42] 步平、荣维木主编：《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战争罪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4-117页。

　　[43] [日] 金谷家文書，金谷範三関係遺稿，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

　　[44] 杨宁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194页。

　　[45] [日] 三宅正樹：《昭和陸軍の派閥》，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144-149页。

　　[46] 崔丕：《近代日本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07-211页。

　　[47] 王建明：《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02-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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